正文

考古探险·医病史中的生死轮回

作者: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

第一章人体探秘

人体世界的发现历程

解剖学家总是对人的肉体开刀,所以不容易被人接受。他们总是游离在我们所认同的文明之外。我们也许会担心他们对待尸体像屠夫对待猪肉一样,用刀把肉切成小块,非常残忍、血腥。他们既要同人类对切开人肉的反感做斗争,还要避开损坏尸体的忌讳。有人认为人死后,只有身体保存完好才有机会赎罪。它让我们了解了自身的内部结构,知道了人体的内部结构是一样的,人都会死,人都会有这么多的血、肉、组织和骨头。

2000多年间,解剖学家们努力把他们的黑色艺术带出阴影。切开人的尸体难以被人接受,但不管付出多少代价,无论是被视作自行其是的人,还是表演艺人,解剖学家们始终孜孜不倦、坚持不懈地揭示着人体的秘密。然而,当他们割开皮肤后,他们发现人体只不过是一部可以被分解和修复的机器。从那以后,解剖学家们即将步人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将成为最受人尊敬的社会成员之一——外科医生,他们拥有经过大量解剖实践获得的新技术。

1.古希腊人眼中的人体世界

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允许对人体进行解剖。据说,最早的机会出现在约公元前280年的古希腊帝国,尽管只持续了40年。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提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书中描述了解剖学在发展初期的情形。作者是l世纪罗马的塞尔萨斯,书名是《医学集书》。书中说:“由于人体会出现疼痛和各种疾病,所以我们有必要切开死人的身体,检查和研究他们的内脏。迄今为止,希罗菲勒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研究方式是最好的:他们解剖的是活人——那是些从监狱里找来的罪犯,他们在解剖对象仍然活着的时候观察被隐藏着的、从外面看不见的人体部位。”书中还提到,解剖学的起源不仅仅和惩罚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是为了惩罚活人,解剖的是那些仍然活着的人。

恐怖产生于两种古老文明的冲突和碰撞。在古希腊的文明社会中,切开人体要受到道义的谴责。但是,拥有那个时期最先进文化的希腊人在埃及,这个具有可怕传统的地方,第一次窥测到了人体的自身世界。

希腊人在征服埃及之后,很快就在亚历山大建造了一座科学和艺术的神殿,这就是缪斯诸女神殿。亚历山大是古希腊人在埃及的首都。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中心,科学家、音乐家、诗人和地理学家们聚集在那里,一起生活、工作和娱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互相学习,丰富了彼此的知识。哲学家们对知识的探求到了无比狂热的程度。

对于身边的埃及人正在做什么,那些希腊人显然不可能熟视无睹。埃及人正在制作木乃伊,他们在做希腊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也就是切开尸体。埃及人切开尸体,把里面的器官取出来,保存在容器里。一些勇敢的希腊医生,如希罗菲勒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从古埃及人恐怖的行为中得到了启示,并使之发展。他们前往亚历山大的监狱,试图在那里寻找罪犯作为实验品。他们抱有这样一种信念:如果你切开最卑贱的人的身体,比如说罪犯的身体,解剖他们,他们就能赎对国家、对社会所犯的罪,那么,你就会相信你所做的事情不会受到道义方面的谴责。

最初的解剖学家完全是出于好奇去解剖人体的,他们想了解身体的工作方式。如果我们根据现在的标准来衡量那些古代解剖学家们的手术条件,其简陋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医生们用的是最原始的工具,制作都比较粗糙。照明设备很差,他们只能借助自然光或者烛光进行解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时还没有麻醉药。尽管如此,古希腊人还是看到了奇妙的人体内部结构,这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他们会看到心脏在跳动、看到横隔和在呼吸时上下运动的呼吸肌,还会看到肠子在运动等等。尽管这些景象非常可怕,但是有助于古希腊人在生理学上取得发现。希腊人在40年里的发现远远超过了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他们系统地绘制了人体内部结构图,确定大脑是人体智力活动的场所。通过解剖,他们识别了十二指肠,研究了脊髓。他们描述了一些微小的结构,比如说神经、胆管和眼睛。但是,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对当时的医学产生影响。大多数医生通过一种以体液学说为基础的错误理论解释疾病的产生。

解剖学出现没多久,就被意外终止了。当希腊帝国崩溃时,神殿遭到了洗劫,大多数解剖学发现被洗劫一空。解剖学史上出现了一段空白。直到450年后,解剖艺术才又开始复苏。

2.罗马人的努力

由古希腊的崩溃而被迫中断的古代解剖学被古罗马人继续了。这一次的带头人更像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解剖学家,他就是罗马的盖伦。公元129年,盖伦出生于帕加马,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他父亲是一名富有的建筑师,曾经梦见儿子会成为一名伟大的医生,于是就让他学医。学医12年后,盖伦供职于罗马圆形剧场下面的斗兽场。

盖伦是一位骄傲自大的天才。他的知识极其渊博,想像力惊人的丰富。他坚信,他总是正确的,而其他人都是错误的。他的确是一名医生,角斗士们的医生。他公开表演了把一只猿猴的内脏放回肚子,然后缝合的手术。盖伦选择了最合适的动物进行解剖。他喜欢用称猴,因为它们和人类最相近。但是在某些时候,他会使用猪或者羊等大叫的动物进行解剖表演,这样,所有人都很容易相信你所说的是真的。盖伦的出色表演使他声誉大增,他成为了皇帝马可·奥勒留的私人医生。对他来说,竞争对手们的辱骂已经不重要了。他说:“我能胜任这个工作,他们看见了我的表演,而我的竞争者们谁也做不到。”令这位解剖学家沮丧的是,他最多只能治疗角斗士的内伤,在当时切开人体是被严格禁止的。角斗士们为盖伦提供了查看人体内部构造的绝好机会。在盖伦的着作里,他谈论过治疗伤口、肌腿和臀部的剑伤,缝合人的肠胃等,几乎所有在圆形剧场里能看到的血淋淋的情景,都有记载。

他的贡献是首次记录了皮肤下面的完整构造。他还以自我吹捧的语气写了434卷有关人类解剖的着作。他的着作传遍了欧洲。但是,这些着作的局限性在于,那些解剖全都基于动物而非人体。在盖伦的着作里,他描述的子宫是狗的,他指出的肾脏的位置是猪的,他描述的拇指是猴子的。他很清楚,他并没有完全掌握人体的所有构造。但他还是告诉人们,他是完全正确的。除了列出身体的部位,盖伦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和所有的罗马人一样,他相信神给了人灵魂,而且,盖伦过于自信地认为他能够拿出解剖学上的证据。他编造了一个空想的三神灵理论,并且指出了它们在大脑中发挥作用的确切位置,也就是所谓的怪网。但是,实际上,怪网在人类身上并不存在,是他在母牛身上发现的。盖伦把这个理论写进了他的着作里。在接下来的1000一1500年里,人的身体上有怪网、怪网是人的灵魂中心的说法被视为真理。很显然,这种理论是荒谬的,但是所有人都相信……

当时,没有人能够充分利用盖伦的理论,直到1000年后的14世纪。那时,天主教堂作为一种新的强权出现在世人面前。天主教堂试图寻找灵魂存在的科学依据。盖伦的神灵理论正好符合天主教堂的要求。这个理论似乎能够解释一切。

解剖学的黄金时代

人类解剖学这门隐秘的艺术在沉睡许久之后,又开始慢慢苏醒了。在14世纪的意大利,最早创办的波洛尼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迫切希望使用盖伦的解剖指导书,并且竭力劝说教堂允许解剖人体,这是1000年来的第一次。解剖学家们对教堂说,解剖不是衷读行为,不会裹读任何神圣,相反,它是在打开上帝的作品。它展示了上帝对人类惊人的关爱,人类被组合在一起是多么的错综复杂。教会并不反对这种尝试。他们认为,毕竟,人活着时,身体只是盛放灵魂的容器,人死后,身体就变成了无用的空壳。尽管如此,一些附加条件还是被提了出来:每年只能解剖一两具尸体,而且只能用于教学工作,禁止进行有独创性的研究。

在这个时期,解剖学没有什么新进展。那些解剖学教授只能学习教堂的医学圣经—盖伦的着作。但是,欧洲即将觉醒了。它将脱离黑暗时代,进人文艺复兴时期。

1.维塞利亚斯的成功

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科学惊人地结合起来。古典的传统,古人的作品,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作品以及医学领域中盖伦的作品被重新发现和拿到当前来研究和讨论。到16世纪时,新一代的人—伽利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对古典哲学着作和艺术品的热情将大力推动以解剖学为主的科学革命。

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名人中,有一个人开创了解剖学的黄金时代。1543年,他出了一本书,举世震惊。这是一本独特的书,从很多方面来说,它都是令人震撼的。这个版本很特别。它是一本解剖教科书,但同时也是一本个人广告册。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解剖学家安德烈亚斯·维塞利亚斯。安德烈亚斯·维塞利亚斯,1514年出生于布鲁塞尔,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解剖学家。24岁时,他就开办了自己的解剖学校。1540年,26岁的维塞利亚斯被授予帕多瓦大学解剖学教授的职位。但是,真正让维塞利亚斯的才华大放光彩的是与画家提香之间的合作。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次伟大合作,提香用画笔无比详细和逼真地记录下了他非凡的解剖成果。

这是一个奇异的解剖系列。每张图画都使你对人体内部有更深层的了解。他们摆出极度痛苦的姿势,仿佛他们是某种意义上的牺牲品。这些图画非常迷人。维塞利亚斯带领我们进人了大脑世界。但是,我们可能会对这些人物的脸感到奇怪,每个面孔都不一样。这意味着他们是真实的人,不是理想化的。这些画面上的人都不得善终,因为他们是维塞利亚斯从处决台上、从绞刑架上要来的,然后对他们进行了解剖。维塞利亚斯和另外一些解剖学家们显然已经找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从而不受教堂一年一两具尸体的限制。他们瞄准了一个既能让他们不触犯宗教,又能迅速获得尸体的大教友团。这是一个由基督教教友组成的秘密团体,遍布了整个意大利。他们帮助穷人、患者以及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大教友团里的教友还扮演另外一个角色,那就是把被处死的人的尸体直接从绞刑架上运送到解剖台上。但获得教堂的同意只是战斗的一半。如果解剖学家想赢得名气,就要把公众号召到面前,为他们进行既充满魅力又惊心动魄的公开表演。

维塞利亚斯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教育我们,也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他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进行巡回演出,所过之处都造成了不小的轰动。从维塞利亚斯的着作中,我们能够看到那些公开解剖的场面。这本书显然不只是一本绘画集,它还邀请人们观看了世界上最出色的表演。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本书革命性的地方是人群的感觉。维塞利亚斯和同行们发现了征服公众的好办法,他们在狂欢节期间公开进行解剖。这个时间选择得很好,一月和二月是最冷的月份,尸体腐烂的速度很慢。此时正是人们违规犯忌的时候:人们在大斋节前大吃大喝、酗酒和乱性。所有人都知道:随着圣灰星期三的临近,现在不去放纵,以后几个月都不能做了。但是,此时公开绞死被大肆宣传。公开处死的场面浩大,惊心动魄。它起着道德教育的作用,所以越恐怖越好。很像斗牛场里的斗牛士举起牛耳朵。他从切开的人体里拿出心脏展示。他甚至会蒙上眼睛,只凭触摸识别人体的内脏。这位解剖学家清楚该怎样取悦他的观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解剖剧场里,没有什么新发现。真正的解剖和研究工作总是在关上门后进行的。离开了解剖剧场,和尸体单独待在一起时,维塞利亚斯才开始认真研究罗马的盖伦留下来的医学遗产。他驳倒了盖伦的200多个结论,这些结论都是盖伦以动物为研究对象得出的,最后他推翻了盖伦虚构的精神场所—怪网理论。但是维塞利亚斯也犯了一些解剖学上的错误,特别是对女性生殖系统的看法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认为只存在一种性别,女性身体是有缺陷的男性身体,也就是说,女性只是不健全的男性。

2.神奇的达芬奇

不只是维塞利亚斯迷恋解剖。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有一个更着名的人物也偷偷解剖人的尸体,他就是达芬奇。在文艺复兴时期最着名的一些艺术品背后,隐藏着这位解剖学家反常和难以抑制的冲动。

达芬奇对各个领域的知识都具有浓厚的兴趣。他看到什么都会说:为什么是这样,这是怎样运行的,怎样来解释?对知识的渴求使达芬奇产生了解剖的欲望。在他看来,解剖学关系到人类生活中最深奥的问题,也关系到快乐、悲伤、恐J嗅等各种情感,关系到人体中的一切。只有亲眼看见很多实体,才能正确地画出一个来。否则,即使他的观察力再好,他也无法画得完全正确。

作为解剖学家,达芬奇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画图。也就是说,如果他认为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就会创造一点组织结构让它发生。在达芬奇早期的一幅作品中,他画了一对正在交靖的人。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凡的构想。那时,达芬奇是这样认为的:男性注人女性体内的精液一定来自脊髓,而且一定来自大脑,因为你必须从大脑上得到灵魂。然后通过脊椎里的这跟管子,通过这根管道,这些小管子,再通过这里,进入阴茎,这样,它才能被注人女性子宫的灵魂内。

在达芬奇死后发现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他承认亲自切开过至少30具人的尸体。他认为他那些着名的、通常锁藏在女王私人收藏室的解剖画,就是他这种秘密行为的证明。

随着解剖的黄金时代临近结束,人们绘制了世界地图和星象图,解剖者们也绘出了整个人体的图解。他们纷纷以自己的名字为人体组织起名。欧士塔其命名了咽鼓管;菲洛比命名了输卵管;法布里修斯命名了静脉瓣。至于维塞利亚斯,他的解剖表演使他变成了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被任命为神圣罗马皇帝的私人医生,后又被任命为西班牙国王的医生。

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发现过于先进。没有麻醉剂和消毒剂,这些发现在其后几个世纪中几乎没有实际作用。但是,很快就有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发现,它使人类受益至今。

现代解剖学的最终诞生

在16世纪,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仍然是欧洲最负盛名的医学院之一。无数来自德国、英国、西班牙以及波希米亚的优秀学子们从欧洲各地来到,跟随当时知名的科学家和医学教师学习和工作。其中的一个人就是英国的威廉·哈维,他是在17世纪初来到这里的。威廉·哈维是欧洲最好的教育的产物。他离开父亲位于福克斯通的庄园后,求学于剑桥,后来在帕多瓦继续深造。1602年,他返回英国,加人了刚刚成立的皇家医学院。他是一个容易发怒的年轻人,当他的意见被忽视时,他就会大发脾气。一旦被冒犯,他就会拔出短剑。但是高超的解剖技术使他成为了查尔斯国王的医生。

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医疗观点是:放血可以减轻病体的压力。其理论基础就是血液在人体内几乎不流动,它只在静脉里晃荡。放血是主要的治疗手段,常见的做法是:利用胳膊上的静脉,医生取一把柳叶刀,把它扎人这根静脉,在下面放一个碗,用来装血。根据有关记录显示,那些病入膏育的患者几乎每天都会接受放血。还有一些患者甚至每隔6个月左右主动去找一次医生,让他给自己放一些血,之后才会感觉好受一些。就像今天人们去健身休闲中心一样。

那个时代的解剖学家们还不知道跳动的心脏对人体有什么作用。尽管他们只解剖过尸体,看过一些死人的器官。但是哈维不同,他一直在研究活体的工作系统。

蒙哥马利子爵不幸的儿子是哈维最喜欢的解剖学展品,他是活生生的。在一次骑马事故中,这个年轻的贵族摔断了肋骨。伤口愈合了,但是心脏外面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皮,心脏的跳动能够被看到,甚至能摸到。哈维突然想到,心脏是一个泵。他看到了心脏的真正功能:泵血。血液是在一个结构奇妙的单向循环系统中流动的。哈维更关注人体的循环系统,他的想法和传统的医学知识完全相反。大多数医生相信盖伦的古怪理论:心脏和其他器官一样,消耗肝脏制造出来的血液。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哈维割开了无数活的狗、蛇和鹿的喉咙,测量喷出了多少血液。通常情况下,当他切开一只活狗的动脉时,狗血被用力喷出来,喷湿了4英尺(1.22米)范围内所有旁观者的衣服。目睹了这一切的哈维愈发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在以前,解剖者们在解剖之前,总是要列出进行解剖的原因。最上面列的,要么是宗教原因:展示上帝的作品—人体;要么是哲学原因:了解作为自然物体的人体。而进行解剖的医学原因总是列在下面。因此,尽管有其他一些解剖学家也发现了心室内这些奇怪的褶,但是,只有哈维证明了这个发现极其符合他的推测。那就是当心脏收缩时,这些瓣膜会自动打开,使血液通过血管喷射出去。当心脏放松时,血液就又流回心室,3个瓣膜翻回去。这是一个绝妙的装置,任何工程师都会对它的精妙感到惊讶。

哈维为国王做的实验证明人体是一个工作系统:当体内出现问题时,把器官隔离开来就能治愈疾病。医学治疗开始以临床观察而不是虚假理论为基础,这扇有效医疗的大门打开了。遵循传统医学理论的医生们感到恐J嗅。当时的医生们视哈维的这些理论为一场灾难,它推翻了医学的理论基础,证明放血之类的医疗方法是错误的,因此令所有的职业医生感到恐惧。此前,他们一直按照盖伦的理论行医,他们一直那样做,1500年了,所有的医生都那样做。但是突然,整个理论基础被推翻了。最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体液学说和灵魂学说被扔进了垃圾堆。

哈维本人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的发现在无意中泄露了一个有可能削弱基督教理论的大秘密。他的发现证明:人体只是一部机器,一部由泵、阀、齿轮和杠杆组成的机器。从根本上来说,人体作为一个机械装置是没有主观目的的。而在当时,宗教对人体的看法是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应该是有目的的。机械论者们认为人体没有目的。当然,身体最初可能是由上帝设计的,但是人体本身没有实际的目的。身体的运行不是为了做什么事情,只是由于它的机械装置决定了它那样做。

第二章米特博物馆的奇迹

记录了历史进程的医学藏品

1.希尔托博士与颅相学

1874年,对米特博物馆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年,来自维也纳的着名解剖学家约瑟夫·希尔托向博物馆出售了他的个人收藏品,那是来自22个国家的139个人类头骨。这些展品非常吸引人,但是在世界上还不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大多数头骨都和这些吉普赛人头骨一样,是来自欧洲东部的特定人种。他给每个头骨都标注了名字、死亡原因和生前职业,你可以从中了解到死者生前的许多资料。他的收藏给了医科学生一个机会,让他们观察到疾病和生活方式等因素对脸和头部产生的影响。

能够让希尔托博士对这种被业内人士称为“人类体格学”的学说产生浓厚兴趣的就是缘于18世纪初所出现的“颅相学”。

颅相学(phrenology),是由德国解剖学家弗郎兹·约瑟夫·加尔创立的。他认为:人的种种“心能”分别对应于头盖骨上的某个区域,一种心理功能的过度发展是脑内相应区域增大的结果。换句话来说,就是脑的某些区域与特定的智力功能有关,而这些功能的表现强度,如各种精神特征和情绪可由颅骨隆凸显示。根据加尔的理论,每个人的智力和品质可以通过触摸颅骨的隆凸就可鉴别。

加尔在欧洲和美国拥有大批忠实的信徒。根据资料记载,有些坚信颅相学的人为了使自己的孩子能长成理想人物,用木板和布带把婴儿头部捆扎成相应的形状,结果殃及婴幼。还有人甚至还发明了一种颅相学机器,而那些颅相学学院、学会、学报等直到20世纪初才逐渐消亡。

尽管颅相学说有玄虚之处,但它开创了脑的不同部位有不同功能的定位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学说反倒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在研究了这些头骨与头骨主人的生活以后,希尔托博士与其他科学家推翻了这一论断。今天,颅相学早已不存在了。

2.历史悠久的开颅术

事实上,人类很早就对头骨产生了兴趣,最早的例子是这些在头骨上穿孔的“环钻开颅术”,这是现代开颅术的鼻祖。这种危险的方法在全球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种人群中盛行了几千年,它的用途各有不同。

有关“环钻开颅术”的最早记录出现在古代埃及。早在17世纪到18世纪王朝时期,埃及人就曾非常详细地描述过环钻开颅术的整个过程,并且记录了执行的医生和时间等问题。在非洲,古老的环钻开颅术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那些从厄瓜多尔和秘鲁收集到的头骨标本也表明,古印加医生进行开颅手术的技巧也已经非常纯熟。

在很多地方,“环钻开颅术”应用的范围并不广泛,但还是给当时的医生带来很多方便。进行这种手术似乎都有正当的理由,比如纠正某个部位的骨折以及消除脑震荡或摔伤带来的影响。米特博物馆所收藏的许多头骨上都曾经做过环钻开颅术,其中有一些伤口很大,直径有3一4英寸(7.62一10.16厘米)。但是有一些伤口居然愈合了,愈合的程度让人惊叹,这也展示了当时在这方面的高超技术。这里还收藏了一些进行环钻开颅术的工具,它们直到18世纪和19世纪仍然被频繁使用。

这种手术有着严格的宗教意义和仪式,从古至今,历来如此。

西方有一小部分亚文化群也认为在头部穿孔有利于身体健康。阿曼达·费尔丁就是这种文化观念的追随者。阿曼达认为,通过环钻开颅术,能让更多血液流进大脑,进而提高人类的思维意识。这个观点她深信不疑。1970年,阿曼达拍摄了一段有关环钻开颅术的纪录片,主角就是她自己。手术过程持续了3个小时:她先在试验头骨上做了练习,然后剪下头发,开始在自己的头上钻洞,而且没有使用通用的麻醉剂。手术并没有打乱阿曼达的社交安排。当晚,她享用了一顿牛排晚餐,然后参加了一个派对。尽管因为危险,她现在反对给自己钻洞,但是她仍然认为那可以增强人类的意识。

现代开颅术已被广泛应用,在做脑部手术和头部受伤后需要减轻头骨压力时都会用到它。由于大多数医学专家都强烈反对这种做法,米特博物馆的这些展品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记录了人类这种实践的历史。让后人从中获得感悟和教育,影响十分深远。

3一件因林肯而闻名的藏品

博物馆的大多数展品都曾在历史上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里珍藏了许多这样的藏品,看上去就像是一瓶海螺壳。如果你偶然翻看地下室或阁楼书架上的东西,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在这儿的储藏室里也是一样,有些藏品肯定会让你大开眼界。如果你忽然在某个柜子里,看到了这个装着脊椎组织的烘焙罐。如果不看相关的文字介绍,你肯定想像不到它的主人就是当年暗杀了林肯总统的凶手—约翰·魏克斯·布思。1865年,他的尸体被解剖之后,胸廓被军医处处长送到这里来的。

如果不是美国内战的爆发,布思或许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在很多场合,布思是南部各州的坚定支持者。战争爆发后,南方的种植园主纷纷走上战场扞卫自己的利益。而布思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参战,这让他觉得十分愧疚,于是他决定和几个同谋绑架并扣押林肯,直到联邦政府承认南部邦联。但是战局的急转直下使得这一计划流产。1865年4月10日,南方军指挥官罗伯特·李将军在里士满向格兰特总司令投降。南北战争宣告结束。

然而,布思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计划。他决心把绑架计划改成了谋杀行动。

同年4月14日,林肯总统要在华盛顿的福特剧院观看演出。约翰·魏克斯·布思终于等到了实现自己计划的最佳时机,演员身份为其提供了一种恰如其分的掩护。布思向林肯开了一枪,随后,他跳到舞台上,并在此时扭伤了脚躁。林肯总统在包厢内跌倒的时候,约翰·魏克斯·布思已经爬上一匹马逃走了。林肯总统次日早晨死在了床上。警方后来在弗吉尼亚的一个烟草仓库里击毙了布思。

我们并不能确定这是布思的哪个部位。很多人都认为那是从颈部取下的组织。从模型看,子弹打中了他的脊椎。这个部位曾引来了很多话题,因为子弹当时穿过了他的颈部,马上就产生了部分麻痹,几个小时后他就因为呼吸衰竭死了。后来他们在做解剖时,把这部分脊柱组织取出来,送到了这里。它在这里得到了妥善的安置。这部分组织是从保存在军医博物馆的布思的三块脊椎骨上取下来的。该博物馆在1867年移到了暗杀地点—福特剧院楼内。

4.克利夫兰总统的上愕

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嘴更重要了。然而在1893年,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嘴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曾经长在他嘴上的那颗瘤。医生做了诊断后说这是肉瘤,必须尽快切除。

这个紧急情况非常不凑巧,因为克利夫兰前总统刚刚取缔了《谢尔曼法》。所以,他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自己得了癌症。

当时,美国正陷人金融危机的恐慌之中。铁路破产,股市狂跌,银行纷纷倒闭。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经济萧条时期之一。为了防止爆发经济灾难,克利夫兰总统决定取消《谢尔曼法》。该法因为维护银商的利益,不顾其他人的生死,遭到了人们的反对。但是要取消这一法案并不容易,因为他的副总统就是大银商出身。而一旦他得病的消息泄漏出去,就会引起更大的恐慌,大权也将落到副总统手中。为了避免造成政局动荡,手术必须秘密进行,所以手术只能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

1893年6月30日,这位美国总统悄悄地登上了“尤纳达号”,这是他朋友的私人游艇。第二天,当游艇航行到长岛海峡的时候,外科医生威廉·肯为他做了切除手术。这在当时称得上是一个很大的外科手术。克利夫兰上鳄的大部分,从第一颗尖牙到最后一颗磨牙都被切除了。为了避免引起外界的怀疑,从外观上,手术不能留下任何痕迹。所以,没有在表面做任何切口。只是使用了口腔镜,以及从巴黎带回来的面颊牵引器。威廉·肯医生把上愕切除下来以后,牙医凯森·吉普森又用硫化橡胶为克利夫兰做了一个人工上愕。

整个手术非常成功,克利夫兰总统的外表没有什么变化,演讲也没有受到影响。8月17日,总统在一次国会的特别会议上成功地取缔了《谢尔曼法》。他挽救了一场国家的灾难。而他曾患有癌症的秘密却直到20年后才为人所知。

5.首席法官的结石

从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的膀胧中取出的这些石头同样引人注目。

马歇尔在所有最高法院的法官中地位举足轻重。而为他做手术的医生在医学界同样有着很高的声望。这位外科医生被誉为“美国外科手术之父”,从膀肤内取出结石是这位医生的长项。当然,要想成功地取出体内这些矿物质积累物,他必须使用一套特别的工具。1831年的手术非常成功,马歇尔法官在手术后还生活了很多年。

这些展品中还有劳拉·杜艾·布里奇曼的大脑。她是第一个经过训练而获得阅读能力的聋哑人,比海伦·凯勒还要早1个世纪。她的故事曾鼓舞过许多人,有些女孩甚至愿意把玩具娃娃的眼睛挖掉,叫它们为“劳拉”。

外科医学学生的天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各个器官如何工作。直到18世纪启蒙运动展开以后,这样规模庞大、内容丰富的公共展览才逐渐出现。费城医学院和解剖学博物馆就是在那个崇尚科学的时代诞生的。

博物馆里的标本很多,人们能从中学到很多知识,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丰富的收藏品也为医生对各种病症进行比较提供了方便。

对于眼科学生来说,陈列在主展厅的100只蜡眼是丰富的教材,它们是在法国制造的。因为很多眼病症状非常独特,眼科学生在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如此丰富的展品。戴上眼镜是人们矫正视力的治疗方法。最初的眼镜只有一个镜片,而且基本上就是一个放大镜。后来才出现了有两个镜片的眼镜,并给它们配上了一副镜架。生长在费城的本·富兰克林发明了双光眼镜。直到印刷术的出现,对良好的视力要求才成为一种必需。1600年,阅读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当时的小贩会挨家挨户兜售眼镜。那时用做镜架的材料有皮革、木头、乌龟壳和金属。米特博物馆里收藏了60多副早期的眼镜样品,那些来自中国的眼镜被认为比欧洲的眼镜还要早。它们是博物馆中最古老的眼一镜藏品。这里还收藏了一些人和动物的听觉器官。那些比较解剖学的学生可以观察不同物种听觉器官的结构,见证耳朵的进化,这种比较的优点在于直观而印象深刻。

为了方便比较解剖学研究,广口瓶中放置了一些物种的大脑。其中有人的,有老鼠的,还有猫和狗的。由此我们能明显看出大脑的进化过程。

第三章毁誉参半的外科医生

早期外科医生的无奈

假如你来到18世纪的伦敦街头,你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路旁的某些发廊里正在从事一些诡异活动。那些手拿剃刀的理发师摇身变成了外科医生,正在为客人做着本分之外的工作。由于缺乏专业训练,病急乱投医的客人在吃尽苦头后幸存下来的更是屈指可数。正因为这样,外科医生才留下了与脓血为伍、残忍嗜杀的恶名。

1.切斯尔顿医生的故事

不过在一种情况下,患者很乐意去面对理发师的剃刀,这就是膀胧结石。当结石和高尔夫球的大小相差无几时,患者往往会因此痛苦不已,甚至感觉生不如死,这使他们不惜冒险接受那些胆大妄为的理发师的治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切斯尔顿医生的出现才有所改进。

结石切除技术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切斯尔顿。他总是戴一个穆斯林头巾,这俨然已成为他的标志。在他的努力下,尚未成形的解剖行业将彻底发生改变。

切斯尔顿向来以“手法最快”而着称。他不用一分钟就能结束结石切除手术,而且90%的患者都能安然无恙。他的成功秘诀究竟是什么呢?切斯尔顿是一个技术过硬的外科医生,因为他也是无可挑剔的解剖高手。在割开会阴和切除结石时,他很清楚下刀之处的人体构造。那么他从哪儿掌握这些知识的呢?从停尸房。切斯尔顿证明了解剖学对外科手术的重要。理发师的外在身份使人们并没有把他们当作严格的医生看待。他们必须摆脱受人歧视的局面。

切斯尔顿是为外科医生争取地位的先驱。1745年,他做出了一项大胆的决定。他放弃了与理发有关的所有联系,开了一家专「1培训外科医生的私人解剖学校。外科学由此诞生。短短5年之内,伦敦又相继出现了7家同类性质的学校。各地学生蜂拥而来,渴望学习和掌握这门新学科。问题也接踵而至,他们只有一个合法的尸体来源,这根本无法满足学生进行解剖的需要。

2.莱格先生的遭遇

当时,只有被处以绞刑的死者尸体才能被他们用来学习解剖。绞刑本来就充满了血腥,解剖学校人员的出现使气氛变得更加紧张。

通常情况下,尸体会通过合法程序转交给解剖学校的委托人,解剖学家却不会到场,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想抛头露面。不过,他们会派支持者前去接收尸体,而死者的家属也会努力夺回尸体,这样双方就会难免出现争斗。死者家人抢夺尸体一方面是希望安葬死者,另外也希望能够侥幸救活死者,当然这种事情的确存在。死者家人的举动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因为在18世纪,人们对死亡的鉴定并不准确。没有人能确定解剖学家得到的尸体已经死亡。据说有些尸体在手术刀割下去时会出现抽搐反应。这时候,医生会割开脖子上的血管,让他流血而死。即使确定亲人已经死亡,死者家属仍对解剖充满恐惧。按照迷信说法,一个人在绞死后尸体被分解,那么在审判日那天他将无法复活。所以,在当时的人看来,解剖就等于下了永久的诅咒。

对这个杀人犯莱格来说,还有比解剖更可怕的事在等着他。这位在切尔西皇家医院养老的残老军人在接受绞刑后,尸体还遭到烹煮和剥皮,最后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很少有人知道莱格先生的遭遇。这件事一旦传扬出去,尤其是让他的家人知道后,一场争端将不可避免。

其实,莱格的惨剧完全是解剖学家和皇家艺术学院造成的。画家为了创作出宗教油画,不惜使用真实的人体。画家之所以选择使用尸体,原因就在于死者的尸体刚从绞架上放下来后,身体还有余热,还能摆放出姿势,并且保持不动。他们有特制的大桶,能够迅速烹煮尸体。紧接着,他们就将尸体的表皮剥下,然后再将剩余的尸体悬挂起来,这样就算完成了。

现在,莱格的模型仍挂在皇家艺术学院的教室墙上。200年来,他一直在向世人控诉解剖学家令人发指的残忍行径。

3.威廉和约翰兄弟的不懈努力

外科医学在18世纪的确取得了迅猛发展,但这其中却存在着许多阴暗面。在人们眼里,解剖学家一方面是备受尊敬,悬壶济世的医生,能够帮助人们解除病痛的折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令人忧虑、行为不轨的不法之徒。但是,有两个人却决定改变外科医学的名声,他们就是来自苏格兰的威廉和约翰兄弟。他们厌倦了神职工作,决定从事外科医学,甚至开始在家里挂牌行医,就像如今的在家办公一族。威廉兄弟的学校并没有建在地下室中。威廉的公关能力非常强,是典型的社会活跃分子。威廉在学校旁边建立了一个解剖博物馆。成千上万的研究标本在这里公开展出。他决定让公众亲眼来见识一下这门备受猜疑的医学,从而为解剖学重见天日奠定基础。在对外介绍外科学时,威廉也希望以此名留千古。

100年前,哈维医生曾向世人揭示了心脏血管的运行情况。对此,威廉认为人们掌握的解剖知识只是沧海一粟。他准备揭示人体的内部结构。

威廉开始了自己的惊天伟业,他利用最新的玻璃制造技术研制出了许多先进的医学工具,并由此步人了神秘的解剖学领域。通过精制的玻璃注射器,他向人体标本内部注人了一种透明的液体—水银。伴随着水银的慢慢移动,整个人体的经脉结构清晰地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威廉发现这个经脉结构独立于血管系统,遍布身体各处,他在其他动物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他还发现了淋巴系统—这个人体解剖学上留下的最后一个谜团。当时,虽然威廉并不清楚淋巴系统的功能,但这却为后人的深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我们得知淋巴不仅能清除体内细胞杂质,还是性命枚关的免疫系统的所在处。

这一重大发现使威廉一夜成名,而默默奉献的约翰却被人们忽视了。从许多方面来说,约翰在科学领域所做的贡献比他的哥哥更多,也更具有开创精神。兄弟两人由此产生了矛盾,在威廉去世前的10多年里,他们再也没有说过话,几乎形同陌路。也许是看不惯威廉过分张扬的做法,约翰决定另辟蹊径。“畸形人”就是他最得意的标本。

相比之下,约翰对于变形和非正常的人体似乎更感兴趣。解剖学校附近的流动展览迅速吸引了他的注意,这里都是活生生的畸形人。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爱尔兰酒鬼:拜恩。他的身高有8英尺(2.44米),号称“世界最高的人”。拜恩迅速成了约翰的研究目标。当约翰问他是否能在死后将尸体用来解剖时,巨人变得大惊失色,并写下遗嘱,要求死后放在密封棺材中海葬。他要躲开约翰的手术刀。从道德角度来看,约翰的这种做法非常有意思。他想获得对方的同意,但是这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当然,即使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他也不会因此而停止前进的步伐。拜恩的尸体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厄运。约翰用金钱诱惑下葬人员,获得尸体后偷偷进行了解剖,然后将其放在博物馆中展出。由此,他又得到了一个新的人体标本。约翰本人也不清楚拜恩变异的原因,但现代病理学家断定腺体紊乱正是巨人症的病因。直到今天,约翰的研究成果仍然令我们受益匪浅,但他获取人体标本的方式却给现代医学蒙上了一层阴影。

到18世纪末,外科医生终于赢得了应有的职业地位,但他们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威廉经常在讲课之前提醒自己的学生:“做一名外科医生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做到摒弃人性。”这在今天被称之为“冷静超然的态度”。

解剖家和盗尸者之间的交易

年轻解剖师面对的不只是受害者家人的怒目相视,还有法律的寸步不让。按照法律规定,他们一年内只能获得6具尸体,但对于8家私人解剖学校来说,这些无异于杯水车薪。他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解决尸体缺乏的危机呢?

1.一个新行业人群的诞生

合法得到的尸体根本无法满足解剖学校的教学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偷盗尸体似乎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结果就导致了一个新行业人群的诞生,也就是盗尸者。

灭绝人寰的盗匪会在葬礼的当天晚上就把尸体挖出来。他们每晚就能挖出多达10具尸体。这些新鲜尸体非常适合第二天上午进行的解剖教学,而盗匪也可以从中获取一大笔不义之财。按照现在的英镑计算,每具尸体就价值500英镑。另外,和渔业一样,尸体经过冬天保存之后就能卖个好价钱,孩子的尸体则要按照尺寸来计算价钱。

有些解剖师本身也参与了竞争。你经常可以看到“每天供应解剖用新鲜尸体”的广告,由此你就会发现学校和盗匪团伙之间也在争夺主顾。这有点像20世纪东区黑社会抢夺地盘的味道,理查森帮和其他黑帮之间经常发生械斗,而偷盗尸体的团伙和他们之间看起来非常相似。

皇家外科大学的图书馆里就存放着盗尸者约书亚的日记,其中不仅介绍了偷盗尸体的全部细节,还列举了使用的工具,以及交易的手段与方法。“……那天晚上,我在本黑尔墓地找到了5具尸体。送到圣托马斯,每具成年人的尸体就可以赚一大笔钱。”

在18世纪的英国,没有一具尸体能躲过解剖师的双手。可怕的尸体交易使墓地不得安宁,法律也俨然变成了一纸空文。在解剖学飞速发展时,公众对此却充满了嫌恶与恐惧。

2.为死人而建造的堡垒

解剖家和盗尸者之间的交易使得整个社会变得人心惶惶,每个人都担心自己也会遭到这样的厄运。公众对此深恶痛绝,决定采取极端措施:全国各处的墓地都建造了保护性的燎望塔。事实上,人们对盗墓行为的恐惧对随后150年的墓地设计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爱丁堡的新卡尔顿公墓就是其中的1例。下左图是燎望塔的顶部,站岗放哨的人整晚都在这里值班。在这种地方工作肯定非常无聊。一旦发现墓地里有人,岗哨就会放狗或者弄出响动以引起公众注意。

这是专门为死人所建造的堡垒,高高的晾望塔、四周坚固的围墙、进出口处的栅栏门以及顶棚上铁栅栏使得盗尸者根本进不去,也无法破坏这些坚固的材料。通过这些墓碑和墓室建筑,你会发现这里完全是爱丁堡有钱人的墓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你还会在其中发现一个医学家庭建造的坟墓,是父亲给死去的儿子建造的。他们都通过偷来的尸体学会了解剖技术,但他们本人却不愿意自己的尸体被偷走。人们不会给盗尸者留下任何机会。他们把尸体锁在加快腐烂的笼子里面,以此逃避被当作解剖材料的悲惨厄运。当然,穷人根本没有钱对坟墓进行这么奢侈的装饰。据说,当时有些人为了保护亲人的尸体不得不在墓地过夜。盗尸者的卑鄙行径让死人和活着的人都不得安宁。要知道,这些人失去的不只是亲人,甚至还有亲人的尸体。

3.富兰克林故居的尸骨谜案

在伦敦,尸体消失的情况弄得满城风雨,但却很少有人清楚在解剖学校内部所上演的情况。

特拉法加广场后面的克里文路36号,居住在这儿的就是着名的富兰克林。他是律师、科学家,还参与了美国宪法的制订。几年前、建筑工人在修缮这栋房屋时意外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人骨坑。这里发生过大屠杀吗?答案不得而知。经考古学家证实,这些骨头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这是否意味着富兰克林具有某种见不得人的秘密呢?人们从这个尸骨坑中总共整理出了大约有1 500根人骨,其中只有一副完整的骨架,而且死者是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除此之外,其他骨头都是七零八碎,根本无从拼凑,更无从判断他们是否属于同一具尸体,不过根据我们的估计,这里至少埋藏着20个人的骸骨。

但是,这里并不是谋杀的地点。警方认为这里只是盗尸者送货的目的地,因为它过去曾经是一个私人解剖学校的所在地。因为在一些尸骨上面,有许多外科医生和解剖师所留下的小洞,这些都是由“环锯”造成的;另外一些来自大腿骨的肢骨,你可以看到它的上面有一个整齐的切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骨头上面有清晰的刮擦痕迹,而且末端还留有一个骨钉,这是截肢手术的一种手法。切口非常整齐,只留有一点骨头碎片,而且最后是被册断的。

这些尸体残骸的确是200多年前由盗尸者手中购买,并用于练习解剖,这些证据足以说明有人在以此练习手术技巧和解音吐方法。

事实上,位于克里文大街的解剖学校并不属于富兰克林,真正的主人是豪森。在切斯尔顿建立解剖学校40多年后,他也创办了学校。豪森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科学家,30岁时进人皇家社科院。随后,他与富兰克林房东的女儿结婚,但他对此却始终保守秘密,以至于周围邻居都毫不知情。为了不惊扰左邻右舍,他不得不想办法处置这些尸体。最后,他和学生们不辞辛苦在后院挖了一个大坑,也就是现在的人骨坑。

克里文大街充分揭示了解剖学家的双重生活。表面上,他们是备受尊敬的知名人士,但暗地里却在进行着不可告人的研究。

少数外科医生的极端做法

随着19世纪的来临,爱丁堡俨然已经成为学习外科知识的最佳地点。它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手术技术,其中包括乳房切除术、动脉瘤切除术以及臀部切除术。外科医生也已跻身上流社会,他们拥有体面的工作、不菲的薪水,可达50万英镑的年收人。总之,外科医生的生活境况大为改观。但是少数外科医生的极端做法却令世人备感震惊。

1.博克案件和《解剖法案》的诞生

那时,不仅在城市里,就连在穷街陋巷中秘密进行的尸体交易也变得一片繁荣。尸体运来的方式有很多种,有时装在大木桶里,有时装在货箱里面,还有的只是盖着布用车送过来。当响起敲门声之后,一个亲信弟子就会出去负责接洽。过去,一个学生要讨好老师,传统的方法就是送他苹果,但是在爱丁堡医学校,最好的方法就是送老师一具尸体。

博克和海亚都是爱尔兰人,他们是城里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尽管价格最高,但他们提供的尸体也是最好的。和同行相比,博克和海亚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不必挖掘坟墓,他们独辟蹊径,创造了谋杀的发财之路。

1828年,由着名医学教师诺克斯开办的解剖学校从他们手中购买了16具尸体。当时,诺克斯曾经是国家英雄,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拿破仑发起的欧洲战争中,他挽救了大量士兵的生命。诺克斯在爱丁堡,是最受拥戴的解剖学讲师,甚至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没有人能和他相提并论。

诺克斯的学校因有充足的尸体可供解剖而大受欢迎。在招生简章中,他向学生们保证:只要学生需要尸体,随时都可以提供。为了满足教学要求,诺克斯至少准备了90具尸体。这种说法一直持续了许多年。

博克和海亚为诺克斯提供了稳定的货源。如果诺克斯真的是一个优秀的解剖家,那么他应该很清楚这些尸体并非来自坟墓,而是被人害死的。正常下葬的一些特点,比如脚趾被绑、双手摆放在一定位置、身体平躺等等,都不会出现在被害的尸体上。对于经常要和盗墓者打交道的解剖师来说,为了科学进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很正常的现象。

由于涉嫌谋杀,博克于1829年1月28日被吊死在爱丁堡。在博克接受法庭审判期间,曾经购买16具尸体的诺克斯没有出庭作证,甚至连起码的悔过表示也没有。爱丁堡的大街小巷迅速发生骚乱。游行人群为可恶的诺克斯医生造了一个人像。示威人群高举着人像来到诺克斯的住处附近,对着房间里面高喊:“等着吧,看我们如何处置你。”通常情况下,人像将被付之一炬,但是这一次,它首先被撕裂,然后才开始焚烧。随后,他们又改变了主意,将人像撕成了碎片。人们在表演解剖的样子,警告他也会遭到和博克一样的惩罚。整个医学界紧密团结起来,诺克斯并未受到惩处,但是暴乱足以说明公众对外科医生的深恶痛绝。

博克案件的意义远非如此。它充分显示了英国人对解剖学的恐惧和担忧之情。面对举国上下的一片讨伐之声,国会被迫采取了行动。1832年,《解剖法案》正式通过。法案规定:救济院的无主尸体可用于解剖用途,由此制止了因解剖需求而产生的盗墓和谋杀行为。自从合法拥有大量解剖尸体后,这一行业终于得见天日。

2.皮特斯夫妇的愤怒

现代的解剖课所需要的人体部位标本已经不再来自于救济院的无主尸体。相反,许多人开始自愿在死后捐献出遗体供解剖师研究使用。在英国,每年就有700多具尸体进行了合法解剖。但是,充斥着谋杀和盗窃尸体的黑暗岁月是否真的就此一去不复返呢?有些情况下它仍会卷土重来。狂热的研究者仍然甘冒天下之大不题,在验尸过程中强行盗窃使用他人的身体器官。

皮特鲁是一个仅仅存活了4周的婴儿,他出生时被发现在其心脏部位存在一个小洞。为了挽救这个幼小的生命,位于利物浦的阿德黑医院的医生们为他做了3次手术。但是,这个婴儿最终还是不治身亡。小皮特鲁去世后,医院询问他的父母能否进行验尸,以便研究他的心脏。尚未从丧子之痛中恢复过来的皮特斯夫妇断然拒绝了医院方面的建议,他们不想让孩子残缺不全地下葬。尽管医院方面试图说服夫妇二人能够改变主意,但没有成功。但是医院的态度让皮特斯夫妇感到非常担忧。经过仔细考虑,皮特斯先生希望和医院方面签订一个验尸同意书,并要求对方增加一个条款,也就是保留孩子的所有器官,医院方面同意了皮特斯的建议。在亲眼看到医院在小皮特鲁的验尸报告上写下了“所有器官予以保留”的字样后,皮特斯先生才最后签了字。接下来,他们来到停尸房向孩子告别。

对于当时的情景,皮特斯夫人记忆犹新:“我们以前谁都没有见过死人,但是当我们看到孩子的尸体的时候,我的大脑一下子开始嗡嗡作响。我清楚地感觉到这其中一定有不对劲的地方……”尽管如此,皮特斯夫妇最终还是安葬了孩子。但是经过8年之后,他们得到了一个消息,这简直犹如晴天霹雳让他们震惊不已。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皮特鲁的身体几乎空空如也,他的许多器官被医院留下了,包括心脏、大脑,没有小脑。对此,皮特斯夫妇几乎难以置信。他们甚至怀疑医院方面也拿走了孩子的小脑,还有大部分肝,一对肾脏,还有肾上腺、膀胧、生殖器官、舌根、横隔、气管、喉头、食管、胃、肠子、一些骨头、肌肉、皮肤、淋巴结、部分唾液腺、甲状腺和胰腺。皮特斯后来愤怒地回忆道:“医生的这些做法根本毫无职业道德,我非常难过,我感觉自己很对不起孩子。我更恼怒的是,他们居然对我们的要求不当回事,完全是自作主张”。

另外800个家庭也发现阿德黑医院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从他们孩子身上摘取了1000多件器官。

恶习难改的病理学家为了得到迫切希望的人体器官,根本无暇去顾及受害者家人的痛苦感受。这些病理学家从许多方面来说还没有走出19世纪的阴影。他们认为拿走器官是很寻常的事,而且从科学角度来说这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公众的反应竟会如此激烈。

特立独行的医学先驱为后世外科的发展留下了无法估量的财富,但是阿德黑医院继承的却是肮脏的业内秘密和他们一贯的骄横做法。这使他们变得更加麻木不仁,为所欲为,对于医学界以外的人们的感受置之不理。现在,阿德黑医院已经成为一个阴森恐怖的地方。我们知道皮特鲁所有遗失的器官都被藏在那里,这就好像某个可怕传说中的情节。

第四章性别的命运与努力

性别与发现

男性与女性的大脑到底有没有区别呢?男性和女性的思维方式是否有区别?男性思维模式和女性思维模式是否存在?例如,由雄性激素(荷尔蒙)和翠丸激素控制的大脑是否运转得更好,更适合学习数学和工科技术呢?

对于这些问题,人们对此争议颇多。一些人认为确实存在这种差异,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1.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

有一种观点在过去长期存在,它认为那些诸如搬运重物、开大卡车等体力型工作更适宜由男人来做,因为他们身体强壮,他们肩更宽,腿更粗,不像女人那样娇小。至于女人最好是不要进人那些通常属于男性的领域,她们不能干重体力活,因为这很容易让她们背部受伤,而且影响她们的生殖器官,子宫可能会错位,并给子宫、膀胧等器官带来问题。总之,女性太柔弱可爱,像一朵花,美丽的鲜花。她们不适宜从事重体力活。

事实上,关于性别差异方面的实例我们不难发现,因为它们大量存在于我们的身边。例如,许多妇女曾经因为无法拧开瓶盖而苦恼过,特别是那些因为原来的封口破了而自动缩紧的安全瓶盖的瓶盖。由于力量不够,她们不得不求助于身边的男性。

在今天的科技世界里,体力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身体技巧变得更重要了。而在这方面,人们常常认为男性同样具有优势。

投球只是男性和女性表现不同的许多运动技巧中的一种。过去的假设是,在投球之类的运动方面,男人更强一些。因为男人的身体协调能力,以及扔球的感觉,在很小的时候就得到了发展。妇女的身体条件决定了她们无法和男性做得一样好。

但至少投掷这一项目,从科学测量的角度看,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确实有许多女孩子投球时很笨拙,但真正的原因是在她们小时候,根本没人教过她们投球的技巧。如果你回想一下自己掌握的技巧,你会发现这些技巧大多是自己很小的时候学会的。在幼儿园里,如果我们那时没有学会,以后再学起来就很困难了。那些小时候学会眼手协调的人,会获得终身的优势。但并不是练习就能技艺娴熟,似乎大脑总是很容易掌握一些技能,对其他技能却有困难。

但这种从儿时的经验和练习中获得的优势,在执行更复杂的任务时也是如此吗?

2.是男性的优势,还是只是古老的神话

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期望男人更懂技术,更擅长领路,能倒着看地图,甚至在开车时也能如此。但这到底真的是男性的优势,还是只是古老的神话?

假如让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一起玩积木,那么小男孩搭的房子会比小女孩的好得多。还有一些男孩子很想到学校去学习一些家政技艺,比如烹调什么的。但这个想法遭到了长辈们的反对,他们告诉他:你是男人,你必须成为男人。他们要他去学习手工,因为男人是技术型的。尽管这个男孩对手工一窍不通。

在学习驾驶技术时,大部分男性学员的表现要比女性学员好得多。许多女性驾驶员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情形就是:即使是在诸如踩离合器、换挡这些最基础的技术动作上,她们都需要来自旁人一次又一次地指点。

有时女司机的确很危险。你可以这样对一个男人说:向东北走6千米,然后向右拐向西南方向走。这样指路对那些女司机来说毫无用处。她需要一种非常形象的描述,要别人告诉自己:沿着这条街走6千米,你会看到一个加油站,加油站旁有一颗苹果树,现在是春天,苹果树可能开花了。在这里向左拐,再向前走3千米左右,那里有一家洗衣店,你要找到的地方就在旁边。而男人只要有张地图,告诉他怎么走就可以了。男人通常是最好的驾驶员。这是因为女性逻辑性不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人们也不知道。一些人认为这大概是因为男人的头脑要比女性更擅长技术工作。

在思维中旋转图案,是少数能显示男女差别的测试之一。从总体来说,女性在这种测试中表现没有男性好。但有趣的是,男性的这种优势是得益于他们早期的训练呢,还是与生俱来的?一些人认为空间感与数学技巧是有联系的,而且两种技能都受雄性基因和激素(荷尔蒙)的影响。这是男性的决定因素,与数学相关的能力和男性基因有关。

3.是什么导致了男生和女生在数学能力方面的差异

有关男生和女生在数学能力方面的差异,人们的发现往往并不一致。但比较明显的是,男生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表现要比女生更好一些,在更高的水平上,更多的女生对数学失去了兴趣。人们过去·人为产生这个差异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受教育的差异。现在,将这归结于性激素的作用是个十分简便的结论。媒体,甚至一些科学家都赞同这一观点。

一位研究者,依阿华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凯米拉·本堡,她对男生是否在数学方面比女生出色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通过对一组最有天赋的男女学生的研究分析,本堡教授发现了一些十分有趣的现象:在那些水平最高的学生中,男生要出色得多,拥有数学天赋的男生要比女生多。她还发现那些最具数学天赋的男生,他们一般都是左撇子,有过敏症,而且近视,··…对此,本堡教授解释:“许多数学能力强的人都受大脑右半球的控制。因此那些左撇子的学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我们也确实发现在有数学天赋的男生和女生中,左撇子,有过敏症,近视的人更多一些。这些数据和这些学生可能先天就受肇丸激素的影响的假设是一致的。但这个结论还有待证实。”

她认为,是雄性激素(荷尔蒙)、肇丸激素,使得男生在学习数学时具有优势。至于那种“数学是男性的专利”的说法,本堡教授认为“数学就是数学,它是一种思想体系,你要么能掌握,要么掌握不了”。

为了验证思考能力的高低和性激素水平之间的联系,人们在刚出生的小猴身上进行许多实验。他们发现,小雌猴用了15天就学会了用爪子勾东西,而雄猴却需要39天才能学会。实验者决定首先测量猴子体内的翠丸激素水平。结果发现,激素水平最高的雄猴,记忆力表现最差。为了进一步证明肇丸激素对学习能力有影响,他们提高了雌性幼猴体内的票丸激素水平。在接下来的实验里,给雌猴喂食了攀丸激素粉末,看它们的学习速度是否会降得和雄猴一样低。研究人员发现,喂食了翠丸激素的雌猴现在的反应确实慢多了。这至少证明,肇丸激素在这个年龄是影响猴子学习能力的因素之一。

但把从猴子身上得到的数据用到人身上是有条件的。而且当雄猴6个月大时,他们的学习能力就会赶上雌猴。肇丸激素能让我们的大脑更好地工作,就像能让我们的肌肉更加强壮一样。这一观点至今也没有得到有关研究的支持。

4.大脑构造与性别差异

以前,当妇女刚刚被允许进人大学时,科学界认为妇女上大学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妇女将用她们的大脑去思考、阅读、写作等等。血液就会从子宫流向大脑,因此子宫会供血不足,会影响女性的生殖系统。这种观点毫无事实基础,简直是一派胡言。

科学家在研究激素和思维活动能力之间关系的同时,还在探讨另一种可能性,即男性和女性的大脑构造不同。他们收集了146张大脑的扫描图,把它们投射在白纸上,画下脐服体,然后测取各种数据,以比较男女两性的大脑形状是否有差异。所谓的脐服体就像电脑的连接线,它位于左右脑半球之间,使得两个脑半球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脐眠体形状的差异可能意味着左右半脑之间联系方式的不同,从而导致对大脑功能使用的不同。而且他们确实发现,女性脐服体和男性不同。在关于两性思维能力差异的论战中,绝大多数观点都认为男性占优势。但在流利自如地使用语言方面,女性被认为更有优势。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差异。

总体来说,女性脐眠体的形状和男性不同,但男女之间也有很多相同之处。所以仅看脐胀体,你并不能确定它是属于男性,还是属于女性。这意味着什么,答案不得而知。而且,这种对大脑形状的研究也有它的问题,因为每当有一次研究显示出差异时,就会有另一次研究显示没有差异。在这个阶段,任何拼服体形状和个人能力之间的直接联系都还只是猜测。

思考、谈话、计算,任何思维活动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很难找到一个简单唯一的答案。每个人的大脑似乎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而这种工作方式和性别没有什么联系。即使就语言能力而言,对男女用脑方式的研究得出的结果并不一致。到目前为止,研究结果是互相矛盾的。假如拥有合适的技术,我们或许能看到这种由于男女大脑工作方式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一个真实的男女有别

大脑里有数十亿个神经结,人们有一组基因,它们构成了我们个人能力的基础。如何使用这些能力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我们要看看环境因素是否会影响大脑的发育,从而导致左右脑半球功能发挥的差异。

1.从小鸡实验得到的启发

为了想看看这是否会对小鸡大脑的实际结构产生影响,研究人员挑选了一些从只有一面受光照射的蛋中孵出来的小鸡来做实验。对小鸡的测试是看它们把谷物从碎石中挑出来的精确度有多高,实验者希望这个用小鸡做的实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那些在孵化期受到光照的小鸡,其右眼的视沉系统发育得更好。当蒙住左眼接受测试时,它们也能学得很好;而那些蒙住右眼,使用左眼的小鸡无法学会这个本领。

小鸡实验清楚地表明,环境因素确实会影响大脑结构的发育。一种简单的环境因素就改变了这些小鸡大脑的发育。但人们必须小b,不能把从动物身上得到的实验结论直接用于人类。

但如果用比光照眼睛更复杂的环境因素来施加影响,人类大脑的结构会发生改变吗?

人们从未见过小女孩愿意在周末躺在汽车底下摆弄引擎,而男孩子们却喜欢这样过周末,弄得满身油腻,摆弄各种工具,躺在汽车底下。女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被告知不要去碰电视、音响这些和技术有关的东西。这种态度至今仍然存在,那些只有2岁大的小女孩被告知,不要碰这些东西,爸爸会把它们弄好的,应该去厨房帮妈妈干些什么。

人类大脑多大程度上是不变的,多大程度上又是可变的呢?

研究人员做了一些脑电极试验,这些新扫描器可以观察到人们在学习新技能时大脑里发生了什么。

他们让受试者用以前从未学过的方式敲击手指,并扫描此时的大脑活动状态。当受试者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能之后对他再次扫描。两个扫描图可以比较。很明显,当一项技能被掌握之后,那些曾经活跃的大脑区域,活跃程度会下降。所以我们有了一些直接的证据显示,当学习过程发生时,大脑的运行会如何变化。

这个实验有力地证明了生活经历会改变人的大脑。人们的大脑,特别是在童年,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它的结构会被我们面对的世界所改变。这意味着谈论先天和后天的差别是毫无意义的。这个新研究又为人们的生理和后天经历找到了非同寻常的联系。这种联系塑造了人们的生活。

2.社会环境的影响力

如果大脑受经历的影响,那么新的环境就会影响人们的能力。实际上,有大量证据表明,事实就是如此。

每年开学的时候,都会有3000万年轻人跨进教室的大门。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教育系统每年都会为研究者们提供一套完整的数据资料,全美国的几百万年轻人接受同一项能力测试。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得出结论:一般来说,男孩在数学和空间感上更出色一些,而女孩则在语言能力方面更为出色。但随后的研究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70年代后,这种差距正在缩小。既然男孩和女孩的潜质相同,那么,他们的成绩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看了刚上学的小女孩们的表现,你会更加迷惑不解的。

那么,在5岁到巧岁之间发生了什么使得男生后来居上呢?男生和女生成绩上的差异不仅仅是由于生理上的原因,我们还应该到哪里去寻找答案呢?杰圭琳·艾格斯,大学教授在美国学校里进行的心理研究提供了答案。

艾格斯教授想弄清楚,老师在教室里是否以不同的方式对待男生与女生。为此,他和助手们来到中小学校园中,记录下老师和单个学生之间的交流情况。

艾格斯发现在1/3的教室里,老师确实给最好的男生更多的关注和褒奖,而给最好的女生的关注就少了许多。这并不是因为男生爱表现自己。他们发现男老师和女老师对待男女生的态度都不一样。研究人员还想到孩子们的家里去找原因。父母是否无意中做了什么,让女生失去了对数学的兴趣。他们发现:即使女生的数学和语言成绩是一样的,父母依然会认为,女儿的语言能力要比数学强。大多数情况下,父母一般倾向于低估女儿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能力,而高估男生在这方面的能力。久而久之,女生逐渐接受了父母的观点,她们认为自己的能力要比实际情况差。而那些男生总觉得自己要比实际上强得多。事实上,女生在数学上出类拔萃的努力受到了压制。数学棒的女生经常被告知,她们会找不到丈夫的。即使在今天开明的时代,孩子们也会挑选课程。如果女生的数学非常棒,同伴们就会警告她,男生会不喜欢你的,因为你太聪明了。对于这些女生而言,这是一个悲剧。

另外,他们还发现,数学课的授课方式对男生和女生也有不同的影响。上数学课时,女生更容易溜号,如果数学课采用一种非正式、竞争性不强的方式来上,而巨更注重形象化,内容明确,而不是讲抽象的理论,对数学失去兴趣的女生就会重新回来。如果学生们能在小组里有更多交流的机会,能自己选择作业,效果会更好。

3.女性缺乏自信的原因

不仅仅是数学,人们也不鼓励女生在科技领域发展。为了弄清其中的原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系的玛西亚·琳教授和她的一个研究小组录下了数千小时的科学课授课过程,来观察师生之间的交流方式。

琳教授特别感兴趣的是学生之间的交流方式。研究人员发现当学生们讨论时,经常会听到这种话:“你不能那样做,我懂得比你多。”而说这些话的人,往往是那些科学课成绩比较好的男生。那些男生之所以这样说,因为人们认为男生在科学方面会更出色。琳教授的研究同时表明,当使用设备时,女生往往会靠边站。所以女生在科学课上的收获要比男生小得多。

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如果男生认为他们更优秀,而女生则认为她们应该尊重男生,那结果会怎样呢?在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就这些问题所给出的答案。

许多年轻女性在申请工作时不习惯把自己所拥有的技能写下来。由于没有证书证明她们已经掌握了这些技能,即使那些技能已经全部掌握,她们仍没有信心把它们写在纸上。还有一些在办公室工作的许多年轻女性害怕把申请表交到妇女职业介绍中心来。由于那些高级职员和总管都是男性,她们对此感到紧张,有些人甚至因此而放弃填表。在她们看来,把申请表交给那些男性工作人员是在求他们,她们可不想求人。尽管,她们确实也很出色。

成年之后,男女两性获得的成就可能受到他们对自己能力的看法的影响。下面的研究是专门探讨两性对待成功和失败的态度的。结果发现区别很大。当年轻人被问及为何在一项工作中失败时,男性倾向于把责任归咎于其他的人和事,而女性则通常认为是自己能力不够造成的。而成功时,女性并不居功,男性则将功劳归于自己。

行为与性别的关系

对两性而言,这个世界都在缓慢地改变。男性和女性的角色越来越接近了。这种变化确实在发生,尽管我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比现实更难以改变,但我们不能再以性别作为借口,作为成功或失败的理由了。我们对男女两性的看法,会成为塑造两性未来面貌的决定因素。

1.目前的环境更适合男性发展

人们认为男性比女性更自信,男性也认为他们必须自信,作为男性,就该如此。如果没有自信,他们就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在工作、事业和学习时,他们必须要自信,才能成功。

长期以来,男性在生活中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男人在家里承担更多的压力,他作为一家之长能确立权威。即使是在那些关系相对来说平等一些的夫妻当中,在做重大决定或紧急决定时,丈夫说的话要比妻子有分量。事实上,男人知道如何去控制孩子。尽管作为一个父亲,他或许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如果他说什么,即使他说的并不多,孩子们会听的,而且会按他说的去做。而当母亲试图去管孩子们时,发现自己的话总是被他们当耳旁风。孩子们每天24小时和母亲在一起,已经把她琢磨透了。

男性在工作中有成为主宰的自然倾向,这是一种感情需要。因为他们在生理上没有能力担当主宰的角色。他们不能生孩子,也不能给孩子喂奶。而女性在工作中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为了成功,她们必须要做男人做的事。许多女性职员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工作中,尽管她们付出了同样多的努力,但“当我看到别人晋升时,男性总是处于5或6级,甚至可升到7、8或9级。而我则在最底层,我能怎么办呢?所以,这里没有我晋升的机会。他们看着我,然后会想,她的水平太低了”。事实上,这个限制是她加给自己的。

现在,女性有了自己的工作位置,也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但这种环境更适于男性发展,为了适合女性的发展,是否要引进一些变化呢?

2.女经理们的苦恼

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的一个预想是,参加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进人高级管理层的女性也必然会越来越多。过去20年中所发生的事实验证了这个梦想,许多女性进人了董事会或委员会,甚至出任联邦或州政府的职位。

墨尔本大学的阿曼达·辛克莱尔博士曾经进行了一项为期几年的研究课题。他试图想找到一些不同的结论,想看看女经理们是如何管理公司的。她们告诉他,自己在公司里树立权威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如果女经理过分自信,男同事的典型反应是她是个坏事的人;但如果她很听话,她又会被认为是个传声筒,人们会看不起她,把她当摆设。对于这种来自异性的那种轻视,一位女经理曾经感慨颇深:我有一种感觉,一直就有,没人听你说什么,没人注意你。我总是在会议结束时才有机会发言,人们要结束讨论了,我说,等等,我还没发言呢。我需要他们的注意,但他们会打岔。当我做报告时,他们就聊天,一次我只好让两个人闭嘴。但我受到极大的伤害,容易伤感。我的声音开始颤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有一两回,我真的生气了,气得想哭。把握和人相处的技巧可真难。你不哭,他们就不听你的,因为男人对流泪的女人束手无策。有时我觉得自己像卡桑德拉,能预知祸事,但却不为人所信。我总是坐在桌子末端,告诉他们会发生什么,但没人听。而我是对的。有好几次,我的预言都应验了。

3.男性工作方式的不足

今天经理人员面临的压力,已经显示了传统男性工作方式的不足。那些女性容易掌握的技能现在变得日益重要了:比如说咨询、合作,在行动之前考虑周全。她们有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把同一信息传达给别人,根据彼此之间的关系,相互认识时间的长短,等等。

除了能做好现在的工作,女性在做其他工作时也同样有竞争力。一些人因此而觉得有些不安:“经济上的独立使得女性越来越不听话了,和以前她们经济没有独立时完全不一样……”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男女条件相同,都适合做某项工作,我倾向于让男性来做,因为女性还有别的选择……”但更多的声音是:“我要看看这项工作的要求?非常具体的要求,弄清楚为了这项工作,你要具有什么技能,多少力量,什么知识,等等。然后按要求寻找合适人选,而不考虑性别。我要看他们是否符合要求,如果符合,就录用。否则就不录用,这并不那么复杂。”

第五章基因的神秘世界

成长的秘密

在人类成长的过程当中,变异以及诸多疾病使人的成长脱离正常轨道。而这些也正是造成有关侏儒、巨人和阉歌手等问题的秘密,而折磨我们骨骼的一些遗传性疾病也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长历程的。

1.奥维兹一家及其他畸形人所揭示的奥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从事基因研究的竟然是纳粹德国。出于对所谓金发碧眼的雅利安种族优越性的狂热崇拜,一些纳粹“科学家”开始了所谓的研究。

二战爆发后,遍布欧洲大陆的各个死亡集中营数以千万计的犹太人和战俘为这些医学怪人提供了一种“研究上”的便利。有些受害者没有被送人毒气室也没有被赶着去服苦役,但等待他们的是更加悲惨的命运。他们被有意挑选出来,作了纳粹“科学家”的实验品。来自罗马尼亚西北省份特兰西瓦尼亚的犹太艺人奥维兹一家就是这群不幸人的代表。

奥维兹一家7口都患有侏儒症,这使得他们四肢短小且弯曲变形。1944年5月18日,奥维兹一家被德国人用火车运到了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抵达奥斯维辛后,以奥维兹一家的身体条件,等待他们的似乎是死路一条。事实上,他们确实是在即将进人毒气室的一瞬间被那位“奥斯维辛的邪恶天使”的约瑟夫·孟格勒救了下来。孟格勒在看到这几个人之后说道:“今后20年我又有事情做了。现在科学又有了一个有趣的研究项目。”促使孟格勒把奥维兹一家人从生死关头拉回的正是因为他们身体上的缺陷,他救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残忍的实验项目。他们只不过是他的实验品而已。孟格勒宣称这家人的矮小身体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这种说法是对的。

奥维兹一家人被捕之前是演艺人员。他们有一个乐队,一个小人爵士乐队。在他们之前,也有许多侏儒依靠自己的矮小身材谋生,比如宫廷侏儒。现在我们倾向于把宫廷侏儒看作是一群命运悲惨、毫无尊严的奴隶,但至少有一位侏儒显然就不这样想。对他来说,身材矮小是上天赐予他的礼物,是一种难得的机会。他就是约瑟夫·博鲁瓦拉斯基。

博鲁瓦拉斯基于1739年出生于波兰的一个贫寒之家。博鲁瓦拉斯基在十几岁的时候只有2英尺高。许多种侏儒症都会改变身体的形状。它们的四肢发育迟缓,头部变成球形,鼻子向下塌陷。但博鲁瓦拉斯基并非如此,他身体各部分的比例完全正常。聪明伶俐的博鲁瓦拉斯基引起了一位年轻贵妇的注意。这位贵妇就是卡里兹皇后,她帮助他走上了一条辉煌的职业道路。尽管出身卑微,但当时欧洲的大部分皇室成员都认识博鲁瓦拉斯基。他娶了一位黑眼睛的贵族美女。他们生儿育女,然后他在98岁时去世,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活得都长。对于这位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位宫廷侏儒来说,他的人生相当完满。

拉里·尼古拉斯身高4.9英尺(1.49米),像博鲁瓦拉斯基一样,他的身体各部分的比例也十分完美。拉里在童年时期成长非常缓慢,人们怀疑他的脑垂体有缺陷。他们认为我应该检查一下生长激素的含量,因为我看起来显然不像正常孩子那样发育正常。检查的结果是:拉里的脑垂体要么无法分泌足够的生长激素,要么他的身体对生长激素反应迟钝。最后医生决定为拉里注射成长激素,但效果不是特别显着。

我们不能肯定博鲁瓦拉斯基是否是垂体性侏儒,但他很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体也像拉里那样比例协调。

2.巨人的奥秘

和奥维兹一家比起来,生活在战后英国的克里斯·格里纳显然要幸运多了。格里纳有7.625英尺(2.32米)高,是英国最高的人。每当格里纳在公众场所出现时,总会引起一阵骚动。特别是那些小孩子,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么高大的人,大声喊道:“妈妈,那里有个巨人。”面对孩子母亲的歉意,克里斯·格里纳总是抱以大度的一笑。

格里纳的确极其高大,但他的巨人症偶尔会给他带来一些问题。

1971年,格里纳感觉自己一只眼睛患上了复视觉。于是,他到医院去检查双眼。出乎格里纳意料的是,检查结果显示他的眼睛没有任何问题。

在医生的建议下,格里纳来到伦敦继续求医。在伦敦医院,医生仔细检查了格里纳的各个方面后告诉他,问题在脑垂体上。脑垂体?这是一个格里纳从未听到过的名词。

那么什么是脑垂体呢?说到脑垂体,就不得不提及另外一个伦敦巨人,查尔斯·拜恩。

查尔斯·拜恩要比格里纳年长200年多岁,于1761年出生于爱尔兰。查理22岁就去世了,人们认为他是饮酒过度而死的。查尔斯·拜恩曾担心自己死后尸体会被解剖。他的担心不无道理。据说他死后,解剖学家围住他的房子,就像渔夫发现了鲸鱼一般。最后,外科医生约翰·亨特最终得到了这具尸体。查尔斯·拜恩的骨骼(也有人认为这具骨骼并不是查理的)至今仍悬挂在伦敦皇家内外科医学院里,那里的人亲切地称他为查理。

很久之后才有人研究出为什么查理会长得那么高。1911年,查理尸体保管员亚瑟·基思先生好奇地将查理的头骨锯成了两半。他发现查理的脑垂体部分的空洞足有小番茄那么大,而一般人的脑垂体只有豌豆那么大。这种垂体很有威力。它会向血流内分泌生长激素,而这种激素则向细胞传达一个简单的信息:成长、分裂。它促使我们的肌肉和骨骼不断增长。

查尔斯·拜恩和克里斯·格里纳的脑垂体内都有良性肿瘤。肿胀的腺体压迫视神经,使克里斯患上了复视觉。如果说脑垂体对我们的身高影响如此巨大,那么它是否也是奥维兹一家人身材矮小的原因呢?

20世纪40年代,垂体生长激素的作用已很明确。奥维兹一家人显然不是垂体性侏儒。因为他们仅仅是四肢异常短小。为了找到奥维兹一家人身体发育异常的原因,约瑟夫·孟格勒曾经使用了X线拍片、抽血化验等各种方法,但一无所获。50年之后,造成这家人体格矮小的基因被发现了。这家人患的是假性软骨发育不全症,一种突变基因杀死生长区内的细胞,使他们的四肢变得短粗且弯曲。假性软骨发育不全症虽然只涉及到众多变异基因中的一种,但它却揭示了我们人体成长奥妙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其他一些科学家也开始研究成长问题,他们的实验对象是嵘螺。1768年,一位名叫拉扎罗·斯帕兰扎尼的意大利科学家发现,嵘螺的腿被砍掉之后能重新长出来。从那以后,就有数千只动物为了人类的科学实验失去了自己的双腿。有一只不幸的动物曾20次被砍掉腿。有时科学家们会开玩笑说,能够有所发现是一种幸福,于是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做那个实验。

一位美国科学家进一步改造了斯帕兰扎尼的试验,他最终彻底变革了我们对成长的认识。这个人就是维克托·昌德勒·陶蒂。陶蒂想了解动物的生长是由单一系统控制的,还是每个部分都参与了控制。他找到两种蝶螺,一种是大的,一种是小的。他将它们的腿砍下,然后移植到对方的腿部。他推测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情况是移植的腿长得跟原主人的腿一样大;另一种情况是长得跟新主人的其他腿一样大。结果是,嵘螺的腿长得很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无法归咎于激素的作用。显然,每条腿都含有决定自身命运的因素,是它自己在决定自己的大小。

3.阿诺德综合征和FOP症

1951年,南非开普敦的一名8岁大的男孩被马踢伤了。X线片在显示一个腿部小骨折的同时也揭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情况。一个与腿伤无关的情况。他没有锁骨。调查结果表明,并非只有这个男孩属于这种情况。在这个国家里,还有数百人的体内也缺少骨头。这些人都属于开普敦的伊斯兰团体,医学上称这种情况为阿诺德综合征。

开普敦的每位阿诺德综合征患者都是阿诺德的后代。阿诺德是一位来自日本或中国的水手,他于19世纪来到开普敦。阿诺德娶了7个妻子,生了许多孩子。如今他的后代中大约有1000人,他们通常前额突出,下巴比较尖。阿诺德综合征的严重程度各不相同。他们中的有些人完全没有锁骨,有些人的锁骨则完全正常。他们的骨骼多是不对称的,一侧的锁骨不是很匀称,另一侧又缺少一些锁骨。这种病并非只影响到锁骨,还有许多阿诺德综合征患者的头骨顶部就像新生儿的头骨那样没有完全合拢。阿诺德综合征患者所拥有的这种变异基因于1997年被发现,它能破坏一种名叫CBFA1的基因,而这种基因控制着制造骨骼的另一些基因。阿诺德的变异基因阻断了这种信息传递。

在阿诺德的后代们缺少骨头的同时,另一些人却生出了多余的骨头。这种疾病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进行性肌肉骨化症(简称FOP)。有一种罕见的变异基因能够封死控制骨骼生长的开关,使得骨骼不断生长下去。这种情况同样相当可怕。

FOP的确是最神秘、最可怕的骨骼疾病之一。它使哈里·伊斯特拉克饱受折磨,并于1973年去世,时年39岁。他把自己的骨骼献给科学,希望未来人类能够解开隐藏在其骨骼中的奥妙。哈里的骨骼的确非同寻常。它的里面是一具正常人的骨骼,外部包裹着另一具奇异的骨骼。这具骨骼没有任何解剖学上的意义,它是由随意生长的骨骼构架、扶壁、横木和板子构成的。卡罗尔·奥泽尔也像哈里一样在遭受FOP的折磨。她的大部分身体都私在了一起,后背从脖子到下面完全是一整块。

那些FOP患者身上本应变成肌肉的细胞却变成了骨头,这些骨骼不断侵袭其他组织,甚至占领了全身。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说,他们有两副骨骼。但是,人体的骨骼系统遭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破坏,任何想移去这些多余骨骼的尝试都会导致新骨骼的爆发性生长。即使是打免疫针或者口腔内注射一类的小事都有可能导致关节永久性闭锁,甚至使患者永远无法说话。还有许多情况会引起疾病发作。导火索可能是任何形式的外伤,哪怕只是一个小肿块。它都能使情况变得非常严重,它有可能使身体的某一部位突然长出骨头来,而且这一部位未必是长肿块的地方。

但这个过程是由什么控制的呢?科研人员在老鼠身上所做的实验向我们揭示了关于骨骼形成方面的重要信息。他们向老鼠体内注人了一种叫做骨形成蛋白的分子,这种分子叫做BMP。实验证明,老鼠被注射了骨生成蛋白之后,在它的皮肤下面,就长出了一节骨头,这块骨头是一种非常普通的骨头,它就如同你的腿里或胳膊里的骨头。而这只老鼠的其他方面都很正常。

BMP是一种信号传输分子,它命令细胞去形成骨骼。正是BMP在形成骨骼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在老鼠出生时阻断其BMP信号,那么这只老鼠将很快窒息而死。这正是严重的阿诺德综合征患者所可能发生的后果。像卡罗尔这样的FOP患者体内不仅有太多BMP分子,而且没有足够的阻止骨生成的蛋白质,比如诺金蛋白质和格雷姆林蛋白质。

在人体内,有两种信号在相互作用。一部分信号在告诉我们形成骨骼,一部分信号在告诉我们停止生成骨骼。实际上,这两种信号就如同汽车的油门踏板和刹车踏板,它们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我们从来不会失去失衡,因为两方面的信号在同时控制我们的身体。

但愿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够重建控制BMP分子的复杂线路,恢复人体的自然平衡,将卡罗尔这样的患者从人间地狱中解救出来。

病理学揭示的总是一般的规律。如果能揭示FOP之谜,或许我们就能找到对付近千种遗传性骨骼疾病的方法,甚至可能在试管里制造新的骨头。

4.阉歌手

骨骼的出现似乎很难被人注意到。它起初是作为一种无差别的中胚层出现的。接着,出现了一些怪异的冷凝液,然后才出现骨骼的模糊轮廓。软骨细胞形成富有韧性的软骨。造骨细胞沉积下一层层的钙和矿物质,最后形成了骨骼。然后这副骨骼将不断生长,这个过程不仅受控于生长激素,而且与许多种其他激素有关。阉歌手使我们明白了其中一种激素的作用。在青春期前失去皋丸的男孩永远都不会停止生长。

在18世纪,像拉斯卡拉这样的大教堂雇用的不是男高音,而是阉歌手。因为他们的音域、力量和超凡脱俗的声音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像巨人一样站立在舞台上歌唱,而下面的听众会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并为他们神魂颠倒。仅在意大利,每年就有4000名男孩为了保全自己的嗓音而失去皋丸。

亚历山德罗·摩里斯基是最后一位阉歌手,他曾经是梵蒂岗教堂唱诗班的指挥。他死于1922年。

没有人实际测量过阉歌手的身高,但毫无疑问,他们是非常高大的。有一幅版画,据说是荷加斯的作品,他画的是阉歌手于1723年在科文特哥登演出的场面。在现代人看来,这幅画的惊人之处在于,画面上的阉歌手比一般人要高1倍左右。当然,这是一幅残忍的讽刺画,但它确实让我们了解了阉歌手的奇特身材。这些人在青春期过后,四肢仍会不停地生长。他们在20多岁,甚至30多岁的时候个头仍在增高。

青少年的骨骼之所以会不断生长,是因为每块长骨的末端,比如肪骨或大腿骨的末端有个区域充满了没有钙化的组织,也就是细胞不断繁殖的生长区。我们大多数人的生长区在18岁左右的时候封闭了,但阉歌手的情况却不尽相同。对阉歌手骨骼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便他们活到90多岁,他们的骨骼仍是年轻的。

阉歌手的这些生长区仍然在发挥功效,这是因为他们的体内缺乏肇丸分泌的雌激素。我们都知道雌激素是一种基本的雌性激素,它是一种与乳房、月经、怀孕以及更年期有关的激素。但雌激素也能阻止骨骼生长。阉歌手被割去生殖腺后,失去了雌激素,生长区无法闭合,于是就长得很高。

道理就这么简单。

危险的胚胎

为什么胚胎在发育时会有一定秩序?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头,而不是两个;两只眼睛,而不是一只?为什么我们的器官都在正确的位置上?我们都是基因突变的结果,但有些人却因为基因突变成了稀奇古怪的人。这些畸形人启发了我们。他们的突变使我们有可能了解胚胎发育成人体的规则。

1.连体婴儿的故事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1829年的巴黎。事情要从一对姐妹的死说起。丽塔和克里斯蒂娜是撒丁岛一位农夫的女儿,两个女孩都很漂亮,也很不寻常,她们是连体双胞胎。虽然这对姐妹生前很卑微,死后却名扬天下。在她们停止呼吸后不久,解剖学家蜂拥而至,争夺她们的尸体。这些解剖学家认为这两个女孩是造物的奇迹,是一个永恒的谜题。他们把尸体带到自然历史博物馆,随后进行了解剖。巴黎博物馆的比较解剖学教授埃蒂安·杰弗莱是参与解剖的科学家之一,他是畸形学研究的先驱。

丽塔和克里斯蒂娜的遗体至今仍保存在比较解剖学的陈列室里。从肩部以下,这两个女孩的身体完全融合在一起。她们死的时候只有8个月大,但即便是在这么小的年龄,她们也表现出了不同于对方的个性。

连体双胞胎又被称为“逞罗双胞胎”。有关这个别称的由来,我们可以在费城博物馆中找到答案。1829年,双胞胎兄弟昌·邦克和恩·邦克从逞罗渡海来到美国。这对逞罗双胞胎第一次来到美国就为自己制订了“独一无二”的宣传口号,每张美元上都有这句话。这就是“逞罗双胞胎”这一名称的由来。1560年,一位叫皮埃尔·布瓦斯图的新教徒学者把一本名叫《奇事志》的书赠送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这是一部具有启迪意义的巨着,它总结了布瓦斯图时代出现的怪物和奇迹,里面的插图十分精美。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在书中找到连体双胞胎。

在《奇事志》出版250年后,杰弗莱提出连体双胞胎是一种自然现象,因此必须从自然规律中寻找成因。他认为,如果能揭开丽塔和克里斯蒂娜的秘密,我们就能掌握这种规律。

通过对连体姐妹的解剖,杰弗莱发现克里斯蒂娜的内脏是正常的,但是,丽塔的内脏却出现了逆位现象,她的心脏在身体的右侧。这激起了杰弗莱的兴趣。他认为,连体双胞胎能帮助我们了解人体是如何形成的。

杰弗莱并不满足于发现畸形,他还想创造畸形。年轻时,他就用鸡做过原始的实验。他尝试着培育畸形鸡,以此探索为什么胚胎在发育过程中会遵循一定的排列顺序。但是实验结果并不像杰弗莱所希望的那样。他培育的小鸡孵出以后都没有存活下来。

虽然杰弗莱的实验技术很原始,但他的想法却很先进。现代遗传学家采用了同样的实验方法。为了发现正常发育的规律,他们也尝试着创造畸形。

我们的生命源自一个受精卵,受精卵又会分裂成许多细胞。但这个简单的球状物怎样才能变成人体这种复杂的结构呢?

卵子受精13天后,受精卵就有了显着的变化,胚胎开始逐渐形成。这一过程被称为“原肠胚形成”。这时候的胚胎有了自己的形状。在卵子受精2周后,胚胎就有了一个头和一条尾巴,并且有了前后左右之分。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1923年,人类找到了答案。希尔达·普罗索考德女士认为有某种东西指导细胞生长,也许她能把它从一个胚胎移植到另一个胚胎上。这一假设催生了发生生物学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实验。

希尔达的实验和杰弗莱的鸡胚胎实验原理是一样的,不过前者更加精细和准确。希尔达做了250多次移植实验,但胚胎的存活概率非常低,只有6个存活下来。它们发育成为了连体胚胎,就像丽塔和克里斯蒂娜一样。这个实验表明,胚胎细胞并不是本来就知道应该怎么做,而是接收了某种东西的指令,这种东西就是一小片组织。我们把它称为“组织者”。“组织者”的发现为丽塔和克里斯蒂娜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也许这对姐妹就是由位于一个胚胎里的两个独立的“组织者”形成的。

“组织者”是胚胎中的一些细胞,它们限制了周围细胞的生长。组织者好像拥有一种魔力,它使得一些细胞变成前胸,另一些变成后背,一些变成头,另一些变成尾巴。它就是秩序的源头。希尔达的实验成功后,人类开始寻找“组织者”神秘力量的来源。这个寻找过程持续了近70年。

自从“组织者”被发现以来,生物学家一直在寻找它的力量来源—一种由“组织者”细胞分泌的物质。这种物质可以渗透到胚胎中,告诉其他细胞应该做什么。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分子生物学出现之后,这种物质才被确定。

爱德华·德·罗伯提斯是发生生物学领域的权威,他用蟾赊的胚胎重复了希尔达的实验,从这块组织中分离出基因,然后把它们注射到一个胚胎里。经过不懈的努力,实验在1994年取得了突破。罗伯提斯分离出了一个能形成连体双胞胎的分子。他将这个分子取名为“克丁”。这是1个信号分子,是已被发现的众多信号分子中的第一个。事实上,一个胚胎里至少有7个信号分子。当细胞开始分裂时,它们就会发出指示,告诉每个细胞应该去哪里、做什么事情、变成什么形状。总而言之,它把我们打造成了现在的样子。

2.美人鱼综合征

阿姆斯特丹除了有美丽的桥梁和运河外,还有一个令人毛骨惊然的地方—弗罗里克博物馆,这里的大多数标本都是畸形人,是收藏畸形人标本最多的地方之一。

弗罗里克博物馆中的一些标本几乎不成人形,有些可以看出是畸形人,还有一些让人想起神话中的生物,不仅仅有独眼巨人,还有美人鱼。所谓的美人鱼就是有些婴儿的双腿融合在一起,独腿的末端出现了足的形状。这种并腿畸形,或者叫“美人鱼综合征”也是畸形的一种。它是以希腊神话中一种海妖的名字命名的。在19世纪的畸形标本中,这样的畸形人占的比例很大。

蒂芬妮很特别,她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活到16岁的“美人鱼综合征”患者。蒂芬妮·约克斯今年16岁,住在佛罗里达,是天生的“美人鱼”。她一生下来就有并腿畸形,两条腿从臀部一直到脚躁都是并在一起的。

这种并腿畸形被称为“中线功能障碍”,也就是身体的下半部分生长不健康。它通常是致命的,因为它会影响多个器官,包括心脏。这就像一个串联,所有器官都在一起工作,是一个团队。一个器官出现问题的时候,其他器官都不能正常工作。

并腿畸形的成因之谜至今依然没有解开。但分子遗传学已经让我们对它有了初步了解。

答案就是“组织者”。

在蒂芬妮·约克斯的案例中,问题似乎出在“组织者”和本应形成腿的细胞之间的信号传输上。应当对此负责的信号分子名为“视黄酸”。

视黄酸是一种由“组织者”分泌的神秘分子,在渗人胚胎的过程中被稀释。视黄酸的作用非常大,未被稀释的视黄酸会让身体长出多余的肢体。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实验如果我们把一条蟒鲜的尾巴切掉,它通常会长出一条新的尾巴。但如果我们在断口处滴一些视黄酸,那里就不会长出尾巴,而是会长出几条腿。

在弗罗里克博物馆中,你可以看到约翰·克里弗特腰部以下的蜡像。这位居住在兰开夏的20岁的小伙子长有三条腿、两个阴茎。令人惊讶的是,他声称两个阴茎都具有正常功能。约翰·克里弗特的第三条腿和第二个阴茎也许就是因为视黄酸浓度过高而形成的,就像蟒鲜长出了多余的腿一样。

突变引起的视黄酸浓度变化也可能导致并腿畸形。或许,这就是蒂芬妮出生时只有一条腿,而不是两条腿的原因所在。

3.音速小子

我们的眼睛、鼻子、下巴和脸颊是如何形成现在这种结构的呢?在旧金山,科学家们正在研究我们身体最后形成的一个部分—脸。

经过多次的实验观察,吉尔·海默斯女士发现了一种能控制脸部形状的分子,她以一种游戏的名字将其命名为“音速小子”。这是胚胎发育过程中数量最多的信号分子之一。

和杰弗莱一样,海默斯所选择的实验动物也是鸡。她在胚胎里放了多余的“音速小子”,希望以此打破胚胎脸部发育的正常秩序。她把卵密封好,让胚胎继续生长。当密封的胶带被取下后,她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卵齿,它们正好位于咏的尖端,这些小小的卵齿看上去很平常,但它们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它们将发育成两个独立的咏。最初海默斯以为只是一个巧合,其他胚胎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但是当她做了更加仔细的检查后,发现另一个胚胎也是这样,接着又发现了一个这样的胚胎,这时大家才真正确定。

“音速小子”控制着脸的宽度。如果它太少,脸就会自动叠在一起,形成一个像独眼人那样的胚胎,一只眼睛长在前额的正中央;如果它太多,就会形成一个像“重复结构”那样的胚胎,比如一头长着两张脸的猪。

“重复结构”是一头来自衣阿华州的小猪,它长了2张脸、2张嘴、4个鼻孔和3只眼睛。研究人员把它的头部保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个罐子里,并为它起了现在这个名字。

和其他猪相比,“重复结构”要为生活付出更多的努力。“重复结构”的第三只眼睛里确实有视神经,但它能不能看见东西还是个疑问,而且这个第三只眼睛会混淆视线。“重复结构”的平衡能力不好,经常会摔倒。它吃奶的时候很困难,要和兄弟姐妹竞争。当然,它可以同时叼住母猪的2个乳头。

“重复结构”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它给了我们一个统一体的概念:一方面,胚胎可能发育成独眼人;另一方面,它也可能长出两张脸。“重复结构”让我们想起了连体双胞胎。两者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胚胎内信号分子过剩的产物,只不过这种过剩的时机和程度有所不同。那么,信号分子的力量是不是只能形成像丽塔和克里斯蒂娜那样的连体双胞胎呢?

“组织者”的发现为一个胚胎形成两个个体提供了依据,但是它无法解释连体双胞胎身上一个最基本的特征,那就是连体部位的同一性。为什么连体总是发生在两个身体相同的部位呢?为什么总是头连着头、腰连着腰、胸连着胸呢?

这一现象让杰弗莱迷惑不已。为此他假设了一条规律,那就是:同类相吸。他认为,胚胎之间有一种生物学上的吸引力,每个细胞都能识别与自己同类的细胞,进而与之相连。杰弗莱并没有亲眼看到这种同类相吸的过程,他只是猜测。事实上,他的猜测是正确的。使同类细胞相连的并不是某种不明吸引力,而是一种作用类似于尼龙搭扣的细胞粘连分子。这种分子使一个胚胎里的数百万细胞能正确辨识自己的同类。每种细胞都有其独特的粘连分子,这些粘连分子使它们只能和同类细胞连在一起。但是如果遇到双胚胎就会出现问题。在粘连分子的作用下,两个胚胎的同类细胞彼此相连,纠缠在一起。丽塔和克里斯蒂娜就是这样,她们的身体是两种力量冲突的结果,一是来自“组织者”的力量,一是来自粘连分子的力量。

杰弗莱曾经说过:“根本没有什么怪物,它们都是自然的产物。”如果你来到这里,看看丽塔和克里斯蒂娜的遗体,你就能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基因突变给人们的惊喜

曾经,所有的人都是非洲人;曾经,所有的人都是黑色皮肤。随后,人类开始大批迁移,他们去往欧洲、亚洲和美洲等地繁衍生息,各种更浅的肤色也随之出现。7万多年之后,欧洲人又回到了他们的发源地,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人们通常认为那些进化歧视论始于达尔文。但事实上达尔文从来没有暗示过种族优劣的存在。相反,认为人类最早原为一家。但他的前辈却并不这样认为。事实上,在18世纪,哲学家们就首先将人类划分出了不同的种族,并且认为其中的一些更为愚昧落后。更离谱的是,还有一些人挖空心思找来了人类的近亲作为存在种族优劣的证据。

1.肤色之秘

在人类的所有身体特征中,只有肤色带给了人们最为深刻的影响。在所有影响人们皮肤的基因突变中,白化病是最普通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据传说,有一种人生有纯白的皮肤,黄色的眼睛以及硕大的耳朵。他们在夜间活动,隐居在洞穴之中,因此被称为山洞人。但法国博物学家乔治斯·勒克莱尔·布丰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因为他见过真正的山洞人,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布丰见过的这个山洞人名字叫吉纳维芙。吉纳维芙来自于多米尼加,是非洲奴隶的女儿,然而,她的皮肤却比布丰还要白。怎么会这样呢?布丰曾试图从种族或疾病的角度找出问题的答案,但没有成功。吉纳维芙实际上属于一个不同寻常的群体,无论其中的成员来自于哪个种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纯白色的皮肤。

对这种皮肤颜色负根本责任的因素却是通过一种可怕的试验来确定的。1677年,一名荷兰博物学者在检查一名非洲奴隶腐烂的尸体时发现,他能够移动皮肤的最外层—表皮。而在表皮下面是一种漆黑的勃液:色素:将皮肤清洗之后放回原处,他发现一种在欧洲人身上经常见到的白哲肤色立刻显现了出来。今天,我们知道白化病是由于皮肤缺乏色素引起的,但在250年前,布丰却不知道这一点。紧接着,另外一件事情又引起了布丰的注意,这是一个更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有一个加勒比黑种人女孩,玛丽·萨比娜,她在出生时身上就带有不寻常的白斑,白斑处没有丝毫的色素。

对于这种情况,布丰的解释非常简单,他认为这些花斑患者是白化患者和黑皮肤父母的后代。这个想法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这并不是一个荒谬的想法,实际上它的方向是对的,但结论却碰巧是错的。斑驳病则是由另外一种不同的突变引起的。这种患者的黑素细胞能产生完全正常的色素,但他们皮肤的大部分区域还是缺少色素。

1973年,南非还是一个由肤色统治的国家,人的尊卑贵贱均由肤色决定。在这里,最细微的暗影都能够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丽塔·霍夫灵是开普敦的一名白种人家庭主妇。但一天早晨发生的事情却毁掉了她的全部:家人、朋友,乃至她的整个生活。丽塔·霍夫灵睡觉的时候还是一名白种人妇女,但一觉醒来,她就成了黑种人。由于朋友和家人都避之不及,丽塔·霍夫灵在开普敦的一家小客栈里度过了剩余的时光。1988年,55岁的丽塔感染了支气管肺炎,在客栈中孤独地死去。

丽塔·霍夫灵的生活被她皮肤中猛然增多的色素完全毁掉了。尽管有白种人的身份证明,但她还是成为了种族隔离的牺牲品。为什么她在一夜之间就变黑了呢?最后,科学家们在皮肤的最外层表皮的下面找到了一种产生色素的细胞,它们被称为黑素细胞,可以产生两种色素:一种是真黑素,负责产生我们皮肤、头发和眼睛中的褐色和黑色;另外一种是褐黑素,负责相对较浅的颜色,如金色和红色。我们皮肤的各种颜色也是由这两种色素混合而成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突变都能够引起白化病。一种突变会阻止黑素细胞产生色素,而另外一种则能阻止色素离开细胞。

这亮暗两种色素的平衡是由蛋白质转换决定的,而这种转换又由垂体激素控制。丽士蔑垂体中的肿瘤致使这种激素分泌过剩,黑素细胞因此开始产生大量黑色素,导致她的皮肤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黑色。

2.毛发的故事

当欧洲学者试图在皮肤颜色的基础上对人进行分类的时候,而地球另一端的中国人则对毛发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多毛象征着原始。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返祖现象,因此加以关注。欧洲人似乎对多毛症患者没有更多的同情。

有一些妇女因为体内肇丸激素过多而长出了胡须,她们为此而焦虑不安。但和那些真正多毛的人比起来,她们算是幸运的了。多毛症患者由于基因异常而浑身布满毛发,看起来几乎都不像是人类。在奥地利的斯库勒斯·安布拉斯城堡中,我们可以看到几幅多毛症患者的肖像。

安布拉斯城堡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因斯布鲁克郊区。16世纪的时候,这里是费迪南二世蒂罗尔大公的住所。这位大公最主要的收藏品是一套三件一组的肖像,它描绘了一个异常多毛的家庭。

尽管皮脱斯·冈萨沃斯穿着红色长袍,但看起来仍像是半人半兽。1556年,法国亨利二世统治时期,他作为奴隶从加那利群岛来到了这里。由于人们的好奇心,他接受了教育,并同一名年轻美丽的荷兰妇女结为夫妻。在他们的孩子中,女儿托哥尼娜、儿子阿瑞哥和他一样有多毛症状。

那时,皮脱斯的多毛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财富,因为他也许是关契斯部落最后遗留的居民之一。那是一个神秘的部落,曾经定居在加那利群岛上。1887年,这个家族在另一个皇家住所—缅甸宫廷被发现,从而证明了奥地利城堡中油画的真实性。

皮脱斯的孩子也有多毛症状的事实表明他的基因发生了突变,而且还是相当罕见、不同寻常的一种突变。这种病症被称作多毛症,直到今天还有人深受其苦。

曲伊是一名马戏团演员,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圣贝纳迪诺。他来自一个墨西哥大家族,还有几个家族成员也是这种情况。曲伊的父亲没有多毛症状,母亲有轻微的多毛倾向。在他的家庭成员里,只有他和妹妹生来是这样的情况,其他人则一点问题也没有。曲伊因此推测这种病是从母亲那边遗传来的,因为多毛症更多是由女方遗传给后代的。实际上,曲伊等人的毛发数量和其他人是一样的。只是曲伊的面部毛发更长更厚,而其他人的则很短很细,差别由此而来。

安吉拉·克莉丝提诺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她试图找出使曲伊患上多毛症的突变因素。克莉丝提诺发现:“和常人相比,那些多毛症患者实际上并没有更多数量的毛囊,只不过因为他们的面部毛发比较长,比较厚,所以看上去似乎毛发很多……”

毛发的颜色来自于决定我们皮肤颜色的黑素细胞,而它的出处则是那些隐藏在表皮和真皮之中的毛囊。毛发长在什么地方,也由表皮和真皮决定。1999年,有位科学家做了一个古怪的实验。他从自己的头皮中取出一块真皮,然后将它移植到妻子完全没有毛发的手臂上。令人吃惊的是,厚厚的头发就像青草一样冒了出来。

曲伊和其他人拥有相同数量的毛囊,只是他面部的毛发比大多数人更厚些。为什么呢?每个人类胎儿在5个月的时候,从头到脚都会长有厚厚的一层毛发。这种纤细柔滑的毛发被称作胎毛,它不到1厘米长,而且存在时间非常短暂。数周后,胎毛就会脱落。如果不是有孩子在出生时带有胎毛残迹,我们根本不会知道它的存在。折磨曲伊和他的妹妹以及堂兄弟的突变因素使真皮中毛囊的发展永远停在了胎儿阶段,胎毛被保留下来,而没有向着正常状态继续变化发展。

知道引起多毛症的突变原因是相当有益的,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毛发会长在该长的地方。或者,它还能帮助我们治疗最严重的基因异常,那就是雄性秃。

根据古代人的说法,秃头男人的精力异常充沛。有一些人就渴望自己的这一点得到宣传,据说甚至连朱利叶斯·恺撒也对“秃头奸夫”这一头衔甚是满意。

作家塞缪尔·约翰逊认为秃头是由于大脑变干,以至于脑壳收缩引起的。这种想法没有受到重视,直到1900年左右,人们还认为秃头是由于戴帽子而引起的。如今,众所周知的是:变成秃头需要肇丸激素,大量的翠丸激素。大多数人的毛囊是在破坏、重建和生长之间不断循环的,但对秃头的人来讲,他们的毛囊却已经无力进行这种循环,这是皋丸激素和秃头基因相混合的结果。

3.基因造成了种族差异

尽管遗传学者已经知道了是什么给了我们肤色,是什么使一些人多毛或者无毛,但对于基因造成种族差异这一说法,他们才刚刚开始研究讨论。

我们的基因表明,在大约7万年前,所有人类都起源于非洲,后来才在全球扩散开来。这导致我们的基因有着明显的相似。在斯威士兰人和瑞典人之间有着细微的基因差别是肯定的,但在两个谢德兰岛人之间却没什么不同。

人类的基因差异虽然不大,却足以发展出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的基因变异体。它们在一个大陆上可能无处不在,但在另外一个大陆却极其少见,甚至没有。比如,人类的头骨差异。

然而,对头骨的研究在人类学历史中却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长期以来,对人类头骨的测量一直被用于政治和社会用途。人们认为通过头骨测量,甚至仅仅从头骨形状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谁是聪明的,谁有可能成为罪犯,或者谁拥有不为人知的糟糕家庭史。这一切显然不可能。

通过头骨形状进行种族分类最早是由18世纪荷兰解剖学家柏图斯·坎坡进行的。他将人类按照从上到下的层次进行了排列,从太阳神阿波罗一直到原始人类。在坎坡的图表中,非洲人与猿相近,欧洲人则向阿波罗靠拢。坎坡只想弄清所有种族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不幸的是,人们歪曲了坎坡的本意,人类学的研究方向也因此改变。

对于种族差异的研究曾一度停止,不过现在,少数科学家重新开始寻找种族之间的差异—目标不是头骨,而是基因。马克·施瑞沃是一位来自宾州大学的科学家,他正在研究人类的某些基因组,将它称为先祖信息标志。施瑞沃发现:不同的先祖信息标志会产生不同的身体特性,比如红头发,曾经集中在不列颠群岛,不过后来散播到了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还有肤色,比如赤道周围的人就拥有比其他地区的人更黑的皮肤。另外,同一种族的身高也会出现戏剧性的不同,例如,在非洲黑种人中,就有矮小的稗格米人;同时,也有着马赛人这样异常高大的人种。

迄今为止,科学家只发现了少数几种先祖信息标志。使用这些信息,他们就能够大概分辨出一个个体究竟带有哪些种族的血统。

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个样本被送到被送到位于佛罗里达州的DNA测试室。扎克·盖斯金和马特·托马斯要对这些样本进行测试,以确定人们的祖先来自何方。他们要看看在人类的基因之间到底存在着何种差异。

盖斯金和托马斯获得DNA的方式是将棉签放在被测试者的口中,以搜集样本。然后对附在棉签上的细胞进行处理,从中分离出DNA进行测试,这就是整个检测过程。每个人的DNA样本都会同4个参考人种进行比较:欧洲人、非洲人、东亚人和美国印第安人。通过研究这些先祖信息标志,可以了解使人类出现变化的基因基础,找出彼此之间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检测结果表明,我们不能仅凭一个人的肤色来断定他是哪个人种。因为黑和白之间的界限其实并不是那么明确,在20%的混血美国黑种人中,又有5%左右的人拥有超过一半的欧洲血统。

马克·施瑞沃的工作与过去科学家所做的不同,他使用先祖信息标志去确定种族的变化,而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基因学者花费了整整40年的时间否定了种族的存在。他告诉我们,人类通通来自于非洲,全球人类都是由一个物种进化而来的。

那么,地球上没有种族存在,这也是真的吗?肤色、毛发等因素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差异,迄今为止,人们对每个人的定义依然是以这些差异作为衡量标准的。

4.美丽是什么

随着对种族差异的基因基础研究的展开,人们相貌的另一项特征也受到了科学家的关注。它覆盖了所有种族,它就是美丽本身。

但美丽是什么呢?它来自于何处?它真是那么难以捉摸吗?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美呢?

在古典传统中,美与数字息息相关。它体现在恰如其分的比例之上,代表着身体某一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微妙关系。希腊雕刻家最早定义了理想的人体之美。他们在精确的数字关系基础上提出了完美人体所需的比例标准。理想的面部高度是身高的1/10,而头部则为1/8。对于罗马人来说,美是至高无上的,完美的轮廓,深邃的五官,还有黄金分割法。它和人的肉体和血统没有太大关系,倒与雕刻品的联系更为密切。

许多18世纪的思想家认为,美不仅与个人好恶有关,它还拥有一个大众标准。在地球上,总有一些地方的人比别人更具吸引力。比如地中海沿岸地区,比如人人有着深邃五官的罗马人。然而,达尔文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美在于个人喜好,每个种族都更喜欢他们自己的美丽。人们会追求美丽的伴侣,但他们的选择完全是凭个人好恶进行的。

美真如达尔文所言那样各有标准吗?有意思的是,正是达尔文的堂弟弗兰西斯·高尔顿对这种想法提出了质疑。为此,高尔顿特地找到一些罪犯的照片,然后将他们的面部图像一个个地揉合在一起。令人吃惊的是,最后合成的面孔比原来任何一个罪犯都更有吸引力。看来,对于什么样才算美,确实存在着一个平均标准。

对于坚持古典传统的人来说,美是存在于几何学中的。而现在,美的定义似乎也正在朝着科学标准靠拢,基因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最近,莎拉·莫汉的面孔作为美丽的大众脸出现在《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她那张五官协调的面孔非常符合大众的审美标准。莫汉的祖先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她的外貌。她有一半旁遮普人血统,还有1/4的法国血统和1/4的爱尔兰血统。“我的鼻子遗传自我的母亲,嘴唇则来自于父亲。我和我的堂兄弟姐妹一样有着相似的眼睛,但我的鼻子却和他们的大不相同”。—莎拉·莫汉

一般来说,拥有多种血统的个体会更具吸引力。这是为什么呢?

有一种理论被称作最优远交理论,它认为相差太大的基因不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但近亲结合又是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好的基因也许会被忽略掉。而介于两者之间的结合才是最好的,因为这样可以把两个世界最好的部分融合在一起。

科学研究证明,近亲生育会减少个体的吸引力。以孔雀鱼为例,当它们近亲繁殖时,雌性用来吸引伴侣的美丽尾巴会变得黯淡无光。这是因为近亲繁殖使得那些被隐藏起来的突变基因又显现了出来。

那么人又会怎样呢?每个人突变程度的不同使得我们或者魅力超群,或者平凡无奇。而我们的面孔正是这些突变表现得比较明显的地方。

人脸非常容易受到突变的影响,几乎每一种遗传异常都会影响我们的长相。比如软骨发育不全,这其实是一种侏儒症,但是毫无疑问,那些有软骨发育不全症的人都会被立即识别出来,即使他们有着正常人的身高。但对我们影响最多的还是那些微妙的基因突变。人们的牙齿也许会不整齐,耳朵会不对称,鼻子也会不太雅致,但同时,身体的大部分却不会有什么变化。

也许,人们在彼此身上寻找的美丽,实际土就是一种无突变的状态。

人们都是突变异种,我们每个人都被大约300种突变基因烦扰着,它们会用各种方式来削弱人们的健康。然而,以上估算只是一个平均值,一些人的突变基因会相对多一些,而另一些人则较少。所以,当某人恰好躲过了那些有害的不完整性时,他就会显现出令人惊叹的美丽。

至于莎拉,她也同样是个突变异种。一个美丽的突变异种。

第六章东方的医学神话

古代欧洲医学的继承者

1.欧洲医学的先驱

……视业师如同父母,终身与之合作。如有必要,我的钱财将与业师共享。视其子弟如我兄弟。彼等欲学医,即无条件授予……尽我所能诊治以济世,决不有意误治而伤人。病家有所求亦不用毒药,尤不示人以服毒药或用坐药堕胎……凡入病家,均一心为患者,切忌存心误治或害人……凡不宜公开者,永不泄漏,视他人之秘密若神圣……

—希波克拉底

古希腊的医学知识来自埃及和巴比伦,它们是后来罗马以及全欧洲医学发展的基础。今天欧洲人所用的医学符号手杖和蛇,即源出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一些源自许多古希腊的医学词汇沿用至今。

公元前6世纪前后,希腊人在文化科学各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医学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空前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人物。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阿尔克芒大概是最早研究人体解剖的人。据说是他发现了视觉神经,认识到大脑是感觉和思维的器官。《关于自然》一书涵盖归纳了阿尔克芒的所有医学观点。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阿尔克芒向希腊人提供了关于各种疾病现象的合理解释,并提供了预防和治疗的方法。

公元前5世纪,恩培多克勒提出了着名的“四元素”理论,即一切物体都是由火、空气(风)、水和土(地)等4种元素组成。长期以来,这种理论影响了包括希波克拉底在内的许多西方名医。

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一前337年)是古希腊医学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被誉为西方医学之父。他出身于医学世家,最初的医学知识来自于当医生的父亲那里。希波克拉底在克斯的学校里执教多年,当他死后,其名气已经传遍了整个希腊。他将医学引人了一个崭新的、有历史决定性的方向。神的作用被抛弃了,代之而起的是临床的观察研究。他创造了一种基于观察和病因的诊断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他是最早谈及医学道德的人,他提出了着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后来,欧洲人学医后,都要按这个誓言宣誓。希波克拉底发展了“四元素”理论,认为人的机体生命决定于4种体液:血、戮液、黄胆汁和黑胆汁,4种元素的各种不同配合是这4种液体的基础,每一种液体又与一定的“气质”相适应,每一个人的气质决定于他体内占优势的那种液体。希波克拉底的着作《希波克拉底文集》是现在研究希腊医学最重要的典籍。这部文集描述了许多内外科疾病及其治疗方法,其中对骨折、脱臼、头部损伤、癫痈、败血症等都留有详细记载,而且记载了当时盛行的穿颅术。在《文集》还收集了藻粟、天仙子、曼陀罗花、鼠李皮等数百种药物。值得注意的是,希波克拉底医学临床和实践的各种理论基础研究的对象是患者而非健康人群。

在公元前4世纪以后,希腊医学逐渐衰落,医学中心转向希腊化的亚利山大城。这里因为拥有当时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图书馆而成为希腊文化的新中心。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从前被忽略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取得了巨大进步。亚历山大的医生希罗菲卢斯(公元前4世纪)是第一个区别动脉和静脉的人。稍晚一些的拉西斯特拉塔(公元前304-前250年)则是把生理学作为独立学科来研究的第一人。亚历山大的医学学校在生理学和解剖学上声名显赫。另外,这一时期的药学也有发展。

2.罗马人在医学上的成就

早期的罗马医学为巫术和迷信所纠缠不清,那些无所不在的神灵负责人们的健康。尽管罗马人无比羡慕希腊人的文明,但他们还是征服了希腊。在耶稣诞生前不久,握大维被罗马元老院授予了“奥古斯都”的称号,这标志着罗马帝国的建立。罗马帝国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

在这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国家的组织首先表现在有常备的军队。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罗马皇帝下令在帝国军队中设立专门的医疗机构;为防止流行病,罗马帝国设有“医务总督”的职位。这些“医务总督”们负责举行考试,批准经政府许可的开业医生。罗马帝国的各大城市都有医疗中心,那里的医生崇尚希波克拉底、伽林和迪奥斯科里德的医学理论。罗马在公共卫生方面也有较高的水平,利用奴隶劳动修建了城市的水道、下水道和浴场。在着名的“十二铜表法”中,还禁止在市内理葬,并指出要注意饮水卫生等。

在古代罗马,盖伦是最着名的医生和解剖学家,他的贡献是首次记录了皮肤下面的完整构造。他一生写了131部着作,他的着作传遍了欧洲,其中《论解剖过程》、《论身体各部器官功能》两书阐述了他自己在人体解剖生理上的许多发现。在接下来的1000—1500年里,盖伦及其思想被欧洲各地的医生奉若神明。塞尔苏斯是当时最着名的医学着作家,他编写了一部包括医学在内的百科全书。在这本医学百科全书里,发现了许多新的信息,如灌肠营养、鼻、唇和耳的整形手术。塞尔苏斯还总结了炎症的4个特征:红、肿、热、痛,这在今天依然是医学学生们所必须牢记的内容。在尼禄统治时期,迪奥斯考莱兹逐渐成为最知名和最受尊重的医学家之一,他的主要着作《药物学》涵盖了罗马时期最有用的药理学信息。

公元前395年,庞大的罗马帝国被一分为二。不久,西罗马帝国沦亡于蛮族人(日耳曼人、法兰克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等)的进攻,分裂成好几个蛮族王国。在欧洲,从公元6世纪到13、14世纪称为黑暗时代,文化进步很少;东罗马帝国却以拜占庭的名称保存下来。拜占庭文化是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者,当时,有了医学校、医院和药房。拜占庭的医学家,多是医学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他们收集了古代医学上丰富的遗产,并加以系统化。拜占庭至15世纪才被土耳其所灭亡。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不少医生迁往别处,他们讲希腊语或叙利亚语,多数信奉基督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带着专业书去了波斯。位于伊朗东南部的贡地沙布尔镇逐渐成为了当时的临床实践理论教学中心,那里集中了来自希腊、叙利亚、波斯、印度和希伯来等各种文化背景的学者。

3.希腊—罗马医学的传承者

在中世纪,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给予患者的关爱方式是不尽相同的。在穆斯林社会里,患者是不会被孤立起来的,他们将被社会所接纳,成为社会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不仅适用于那些得了小病,能够很快被医生治愈的患者,也适用于那些身患麻风病、精神病等重大疾病的患者。这类患有重大疾病的人同样也会被社会所容纳,得了麻风病或精神病等大病的患者是不会被社会拒之门外的。在伊斯兰社会里,人们把精神病患者视为梦想家,只要不对别人构成威胁,他们就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

从公元626年开始,穆罕默德和他的继承人们以“伊斯兰圣战”的名义把叙利亚、埃及、小亚细亚、北非和比利牛斯半岛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纳人于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公元7一9世纪,正是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阿拉伯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天文、数学、化学、农业、建筑、医学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

阿拉伯人继承了古希腊一罗马的文化,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哲学、科学及医药学方面的主要着作,都被译成阿拉伯文。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很多阿拉伯科学词条都源自希腊或叙利亚。另一方面,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些词汇则最早出自阿拉伯,如乙醇、碱、醛和蒸馏器等。

9世纪初,在阿拔斯王朝第一位哈里发的支持下,阿拉伯帝国继承了这些医学知识。甚至有一位名叫马萨维的基督徒被任命为智慧屋的主管,他曾写过多部医学着作。马萨维最有名的学生,基督徒哈纳·伊本·伊沙克将那个时代最着名的LKI着作,包括亚里士多德近半数的着作译成了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他为阿拉伯语中的科技词汇的扩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着名的君王曼苏尔再也无法忍受胃病折磨的时候,他屈尊于另一位基督徒伊本·吉布雷尔。以后,伊本的儿子为拉齐德治过病,这个家族的另12名成员也为哈里发看过病。

医学之所以能在9世纪得到快速发展,与伊斯兰文化息息相关。伊斯兰文化认为优秀的灵魂源于健康的身体,只有照顾好肉体,灵魂才会有更大的获救希望,信徒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完成自己人世间的使命,因为信徒只有从身心两方面充分做好准备,才能在真主设计的无穷多样性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健康的概念包括身体、心理和灵魂三个层面,真正的健康被认为是这三个层面的和谐统一,是个体、周边环境与人所无法控制的因素的和谐统一。无论是穆斯林的科学家还是穆斯林的普通人,不管他是致力于医学实践还是社会实践,他们都会自觉遵守“关爱民众”这一道德准则。无论百姓得的是身体上的疾病还是精神上的疾病,他们都会加以关注,给予照顾。

古阿拉伯医学的黄金时代

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到来之前,阿拉伯人一直在设法学习希腊-罗马人的医学知识,他们把希腊一罗马医学与阿拉伯医学相结合,并在实践中加以广泛应用。因此可以说,是阿拉伯人架起了横跨8世纪到14世纪的知识桥梁。他们对希腊医学知识充满了好奇心,他们从中汲取营养,然后又把它发扬光大。多亏有了他们,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期才得以发现伽林、希波克拉底的医学,以及所有希腊一罗马的医学知识。即使在阿拉伯医学的黄金时代过去以后,穆斯林中仍然不断产生出技术成熟的医生,他们在治疗近东地区常见的眼病方面颇有专长。阿拉伯帝国的医生使用的药物多达1400余种,其中新增的就有300多种。第一个药店和配药所,以及中世纪第一个药学学校,都是穆斯林创办的,这是他们对医学事业作出的贡献。

1.流芳百世的穆斯林神医

然而,阿拉伯人并不只是单纯地收集古老的理论,在他们中间,同样地产生了一些达到中世纪医学顶峰的非常着名的学者。其中最有名的是拉齐斯、阿维森纳和阿维罗伊。他们的着作被译成了拉丁文,并且成了欧洲各大学科学研究的基础。

拉齐斯(公元865~925年)曾先后担任赖伊(今伊朗的腊季)和巴格达医院院长,并从事学术着述,被誉为“阿拉伯的盖伦”、“穆斯林医学之父”。他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与哲学家,还是一位着名的医学家。拉齐斯在医学上广泛吸收希腊、印度、波斯、阿拉伯甚至中国的医学成果,并且创立了新的医疗体系与方法。他尤其在外科学(例如庙气、肾与膀胧结石、痔疮、关节疾病等)、儿科学(例如小儿痢疾)、传染病及疑难杂症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与理论知识。拉齐斯是外科串线法和内科精神治疗法的发明者,也是世界上早期准确描述并鉴别天花与麻疹者(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葛洪是最早描述天花症状的,在拉齐斯之前也有一位阿拉伯帝国的学者介绍过天花与麻疹,但拉齐斯的论述更为后人所了解),并且将它们归人儿科疾病范畴。拉齐斯注意到一种疾病出现的面部水肿和其他症状,与玫瑰花生长及开放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第一个指出所谓的花粉热就是缘于这种玫瑰花的“芳香”。拉齐斯学识深邃而广泛,一生写作了200多部书,尤以医学与化学方面的着作影响巨大。拉齐斯的代表作《曼苏尔医书)).《天花和麻疹》和《医学集成》是医学史上的经典着作。

阿维森纳(980一1050年)公元980年出生于中亚的布哈拉附近,是阿拉伯帝国医学最高境界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与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罗马的盖伦并称医学史上三位鼻祖,被尊称为“医者之尊”。阿维森纳发现感染性疾病是人类疾病的第一大死亡原因,而水与土壤是传染的媒介。他主张外科医生应该在早期阶段治疗恶性肿瘤,以确保对所有病变组织加以切除。他还主张任何一种新药在正式推广使用之前,都应进行动物与人体实验,从而保证药物的安全性。他学识渊博,研究范围非常广泛,除了医学之外,在哲学、心理学、地质学、数学、天文学、逻辑学与音乐等学科都有所涉猎。阿维森纳的一生大约写了450部着作,其中传世的有240部左右。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宝典》代表了阿维森纳的医学成就。

比阿维森纳稍早一些,在穆斯林化的西班牙半岛上,活跃着另一位着名的医学家,他就是享有“外科学之父”赞誉的阿布尔·扎拉维(公元936一1013年)。扎拉维把外科治疗划分成几个部分:烧灼术、手术切口、放血疗法与接骨术。他还改进发明了许多外科器械,例如一种引流腹腔积液的斜面套管,插入尿道治疗尿路结石的探头,以及一种用于切开脓肿的隐蔽式手术刀。他还引进了镊子、钳子与今天妇产科医生经常使用的窥阴器与扩阴器。扎拉维的《阿尔一塔丝拉夫》是一部集其数十年医学知识与经验的着作,包括30篇的内容,涵盖大量临床问题,适用于执业医生与医学生。扎拉维对于后来的医学尤其是外科学具有很大的影响,人们也没有忘记这位生活在1000年前的医学家。现在,在扎拉维的家乡科尔多瓦,就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按扎拉维的设计而重造的外科器械,曾经在西班牙、突尼斯和巴基斯坦等地的博物馆中庄重地陈列展示,以表达人们对他的尊敬。

2.博大精神的阿拉伯医学经典

阿维森纳的医学成就主要体现于那部极其着名的百万字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宝典》。阿维森纳试图向世人讲述一种传授医学知识的具体方法,以便使学生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全面掌握医学知识。他在《医学宝典》的开篇中说:“医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告诉人们关于机体的健康状况,从而使人们在拥有健康的时候珍惜健康,并且帮助人们在失去健康的时候恢复健康。”你可以在他的这部着作里找到这种启蒙教育的方法。开始你会觉得这种方法很复杂,一旦理解后,你会感到它非常实用。《医学宝典》一书全面而系统,全书包括4部分,分别讲述医学总论、药物学、人体疾病各论及全身性疾病等内容。可以说,《医学宝典》是迄今为止对西方影响最大的一部医学专着。从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起直至17世纪的数百年间,《医学宝典》始终被欧洲的医学院校用作医学教科书,其对西方医学的影响胜过任何一部医学着作。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奥斯勒博士对《医学宝典》的评价是“被当作医学圣经的时间比其他任何着作都要长”。《医学宝典》是现代医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基础。

《医学集成》是拉齐斯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医学史上的经典着作。《医学集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医学着作,作者花费15年的时间完成此书。《医学集成》主要讲述的是疾病、疾病进展与治疗效果。在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保存有一部《医学集成》的阿拉伯语手抄本,它是在公元1094年由一位佚名的抄写人抄写的,也是该馆最古老的藏书。

阿布尔·扎拉维的《阿尔一塔丝拉夫》包括30篇的内容,涵盖大量临床问题,适用于执业医生与医学生。他的这部着作附有历史上最早的外科器械插图与文字说明,而且数量相当丰富(200幅左右)。这些精致的插图与文字使得其极具学术价值。在《阿尔一塔丝拉夫》的第1与第2篇里,扎拉维归类了325种疾病,讨论了它们的症状与治疗,并且在第145页上首次描述了一种由“健康”母亲传递给儿子的出血性疾病,也就是现在的血友病。12世纪的时候,这本书的外科部分(第30篇)在西班牙的托莱多被杰拉德翻译成拉丁语,并且在公元1497一1544年之间至少再版10次之多。从12一巧世纪或16世纪,几乎欧洲所有的医学家编撰的外科教科书无不参考或引用扎拉维原书的译本。

3.医院

医院是伊斯兰社会最伟大的创造之一。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前,这一直是伊斯兰医学优越于西方医学的地方。早在楼马亚王朝时期,阿拉伯人就在大马士革建立医院,提供医疗方面的服务,但是有文献可考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医院是公元9世纪由拉齐德在阿拔斯王朝的巴格达建立的。这以后,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巴格达又出现了5家医院。阿拔斯王朝时期,全国有34所医院。其中巴格达医院和开罗医院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医院。巴格达最具规模的一所医院建立于公元982年,该院建院之初就拥有包括眼科医生与外科医生(含正骨医生)在内的25名医生。而等到1184年,一位旅行家描述说,那所医院的规模就像是一个巨型的宫殿。公元872年帝国在开罗建立的一所医院,它是迄今最早的为精神病患者提高医疗的医院。根据记述,10世纪初期已经建立起了许多流动医院,于日常在帝国的村庄内提供医疗服务。

医院不仅成为了医治患者、照顾康复期患者的场所,而且还成了精神病患者的收容所以及流浪儿和孤寡老人的理想家园。医院也是理论教学和医学实践的中心。随着医院的不断发展,阿拉伯人开始将大量的理论知识与大量的临床案例观察报告结合起来。这时医院已将疾病详细分类,开设了妇科、精神科、肠胃科、眼科、内科、外科、风湿病科等专科门诊。

那时候人们会使用“比玛斯坦”这个单词,这是一个十分古老的科技术语。“比玛”是“患者”的意思,“斯坦”是“地方”的意思。它很像今天我们所说的“乌兹别克斯坦”或“土库曼斯坦”这类单词的组成方式。那时的医院都有一个人口通道。古代文献上讲,患者就是从入口通道进去接受检查的。如果病情很轻,医生只要给他开一些药拿回家吃就行了;如果病没有好的话,他还可以第二次再来。医院被建造得相当漂亮,因为那里是患者身体康复的地方,需要使患者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感觉良好,这样才会有利于疾病的治疗。当时的医院里面有病房,有院子,有拱廊和走廊,以便把阳光挡在病房外面。这种建筑思想后来在世界各地得到了普及。患者可以住在这里接受治疗,同时享受日光浴和清新的空气。但是在欧洲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时欧洲的医院一般是5个患者睡一张大床,所有的病床都摆在一个大房间里。

那时候的人们就知道,流动的水所发出的声音、小鸟的啼叫声以及各种美好的轻音乐都会对人体神经产生镇定作用,能够帮助患者恢复体能,治愈疾病。在对患者进行治疗的最后一个阶段,医院就好像是现今社会的疗养院,能够让基本上已经痊愈的患者进一步恢复健康。而且在阿拉伯医院里,患者所接受的治疗是完全免费的,当他们需要药物时,会有免费药物给他们;当他们需要住院治疗时,他们就可以免费住在医院里;如果他们经济上拮据,无法支付必要的开销,医院还会送给他们金钱和干净的衣服。

医院还会对囚犯进行医学随访,在伊拉克不同的省份进行巡回诊疗。开罗、大马士革、凯万和麦加也先后建起了医院。为了支付医院的日常开支,哈里发将自己的财产,比如农田、商店和浴室等的经营收入捐献出来用于维持医院的运营,因为根据伊斯兰教最重要的经书《古兰经》的教义,医院应该是一个慈善机构。

欧洲在医学上一直远远落后于阿拉伯国家。由于宗教的反对,欧洲到13世纪以后才开始进行自己的外科手术。原因之一很可能在于,十字军东侵期间,许多伤员都是由阿拉伯外科医生医治的。当阿拉伯人夺回他们在叙利亚的勒靶省之后,十字军战士就被迫返回了他们的欧洲老家。回到欧洲以后,他们就开始请求罗马教皇三世也为他们修建像阿拉伯国家那样的医院。13世纪,欧洲第一所医院在巴黎创建,这比巴格达的医院晚了大约400年的时间。

阿拉伯国家医院尽力因人而异地治病救人,与之相反,早期的欧洲医院只是简单地将患者集中在一起,而不采取任何治疗手段。一直到了14世纪末,欧洲的医院才开始有了比较正规的医疗检查。

了解自己的身体

阿拉伯人潜心研究肉体和灵魂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疾病对阿拉伯医生而言首先是一种身体功能的失常,但是,在治疗这种功能失常的过程中,还必须考虑到个体的具体情况以及个体所处的不同环境。也就是说,同样一种疾病,由于患者所生活的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医治方法也就不尽相同。医生必须考虑到患者的各方面情况,然后对疾病进行综合治疗。

1.散落于医学经典中的外科知识

医生们来自帝国的各个地区。他们从麦加前往巴格达,从科尔多瓦来到撒马尔罕,他们互相交流经验,不断积累新知。在这些伟大的医生当中,除了生于伊朗的拉齐斯外,还有来自乌兹别克大草原的阿维森纳。阿维森纳那时被誉为“阿拉伯科学体系的典范”。阿维森纳主张外科医生应该在早期阶段治疗恶性肿瘤,以确保对所有病变组织加以切除。阿维森纳在着作里强调膳食营养的重要意义,提出气候和环境与疾病有关的观点。他研究过心脏瓣膜,发现主动脉有3个瓣膜,瓣膜的张开与关闭配合心脏的收缩与舒张,从而维持血液的流出与流人。阿维森纳描述和记录了有关心脏病药物的提炼及皮肤病、性病、神经与精神疾病等病症。他还能够将纵隔炎与胸膜炎相鉴别。

与此同时,科尔多瓦的阿布尔·扎拉维在外科手术和器械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扎拉维在拉丁语世界里可谓家喻户晓,他写了一本关于医学方面的着作,书名叫作《论外部身体》。这本书的最后三个章节写的全都是外科方面的知识。从广义上讲,外科包括妇科、耳鼻喉科、普通外科和牙科。扎拉维在书中提到了他发明并改善的大约200种外科手术器械,它们不是机器,而是手术器械,至今你依然能够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外科手术器械。有些器械得到了改进,有些到现在还在使用,它们的原型都是由扎拉维创造发明的。扎拉维的外科手术在那个时代处在外科学的最前沿。欧洲人从他那里借鉴到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举个例子来说,外科手术所用的缝线,都是用动物的肠子制作的,效果很好,非常有韧性,而这就是从扎拉维那里学来的。另外,他的其他许多外科手术技术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们流传至今,在现代外科手术中仍然能够找到它们的影子。

阿拉伯帝国的医学非常注重眼科疾病,医生们好像大多对这方面的病症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而且具有很高的诊断与治疗眼科疾病的技艺。虽然眼科疾病一般是在外科疾病中讨论的,但是阿拉伯帝国的医生已经开始把眼科疾病从一般医学中独立出来,这就是现代眼科学的雏形。例如,在13世纪,叙利亚医生库弗在其编写的外科专用手册里,故意不收人所有的眼科疾病,因为在他看来,眼科疾病应该属于专科医生的诊治范畴。12一14世纪,在阿拉伯帝国范围内出现了许多的眼科学着作,例如《眼科指南》。哈森(公元965一1040年)在研究光学原理的同时,也对人类眼科学或眼科生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今天眼科医生使用的“视网膜”、“角膜”、“玻璃体”及“前房液”等专业术语都是哈森创用的。

2.阿拉伯人对人体世界的研究

人体解剖学是外科的基础学科,外科医生在给患者做手术之前必须深人研究这门学科,尽管阿拉伯社会像其他几大文明形态一样,对于人体解剖持排斥态度。要知道,几乎所有的清教徒都是反对解剖人体的。但医生属于一个拥有特权的阶层,哈里发对知识分子有着特别的关照,这就使他们得以继续研究人体解剖学。

结果,阿拉伯医生发现古代人对人体结构有着不少的误解。比如,在对下领的认识方面,古代人始终确信它是由两个独立的部分组合在一起的。阿布代尔·拉提夫·巴戈达迪对这种观点持怀疑态度,他希望在实践中证明他的看法。他说:“眼睛总要比二手报告要可靠得多,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眼睛到开罗的墓地去看一看,那里的数千副下领骨都是由一块骨头构成的。”13世纪,来自大马士革的穆斯林医学家纳菲(或称伊本·那非斯)发现了人的肺循环系统。他对阿维森纳和盖伦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这两个人认为,在两个心室之间是有一个开口的,而纳菲却坚信,在这两个心室之间是没有开口的,后来果然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盖伦认为血液的流程是肺。右心室、左心室,而纳菲发现心脏包膜很厚,血液不可能从肺通过包膜流到心脏。为了纠正盖伦的谬误,纳菲提出一种血液小循环(肺循环)理论,即血液在此的流程是右心室升肺升左心室。这种血液小循环理论比后来塞尔维特的发现要早300多年。遗憾的是他的学说并未在当时引起人们的重视,被淹没了700多年直至20世纪才重新被世人在布满尘埃的档案中发现。

3.医药知识的发现

阿拉伯医学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现实存在的证据。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来了解阿拉伯医学,那就是医药领域中有关植物的知识。阿拉伯人在这方面的贡献与当时阿拉伯世界有一个较好的政治形势关系紧密。它们不仅仅是希腊人的遗产,更要归功于迪奥斯科里德的杰出工作,因为是他在早年将这些医学遗产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当然,这中间也有印度人和伊朗人的贡献。所以说,人类在医药知识方面的确在不断进步。

阿拉伯人将医学和药物学分开来进行研究,这就使药物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从11世纪开始,大马士革就有了专门的药剂师。而在安达卢西亚,医学工作者的研究还要更进一步,因为那里已经有了专门从事药理学工作的人。据有关书籍记载,当时在某家医院里已经有了一个由主管药剂师经营的药房。这同时也就说明,在这个主管药剂师的手下还有一些专业药剂师。

在药物治疗学方面,阿拉伯帝国的医生使用的药物多达1400余种,其中新增的就有300多种。他们善于使用复方制剂,主药、佐药与替代药巧妙搭配,而糖浆、软膏、搽剂、油剂、乳剂或脂等剂型,以及丸药的金、银箔衣则是他们首创的。《制药》一书则系统分析了各种药物的成分并介绍了配制的程序与步骤。

每个人对肉体的疼痛都很敏感。要知道,人类一直都在用各种中草药做试验,希望能够发现某些植物对人体有一定的镇痛作用。不过,最后还是阿拉伯人发现了所谓的“安眠海绵”,也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麻醉剂,医生会在做外科手术的时候使用它们。阿拉伯人把白色的天仙子、阿片、曼德拉草以及各种催眠草药浸泡在海绵里,然后将海绵放在患者的鼻子上,这样一来,患者就会慢慢地进人梦乡。等患者进人睡眠状态之后,医生就可以进行外科手术了,这样能够大大减少手术对患者造成的痛苦。

第七章自身实验者

西门的故事

1.西门其人

西门教授是享誉世界的神经生理学家和自身实验小组成员。他们计划将身体推人极限状态,探索医药领域的新突破。由于西门的这种实验包含某种程度的痛苦,不适合让别人来当实验对象,他只好亲自来做实验。西门认为只要它合理,他愿第一个尝试。因为其中:“大部分工作是自己研究自己,实验的方方面面我都很清楚。”进行这种自身实验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如果事先没有过几次尝试,这种感觉会很不舒服,甚至非常可怕,因为你不知道那会持续多久。西门也会盼着实验快点结束,他希望尽快知道实验的结果。

有些人觉得西门所进行的极限实验太离谱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奇思怪想,实验相当安全。

事实上,西门小组的所有实验都获得了批准,并被置于监控之下,道德委员会囊括了这个领域的专家,他们必须权衡利弊。如果你要进行人体实验,就要向人类道德委员会呈交一份提案,这是行业程序。提案是一份40页的文件,要花几天或几周的时间把它填好。西门会在报告中尽量慎重而详细地阐述实验的好处和缺点,讲清它带给人的不适感觉和所需时限等等事项。然后,他们坐下来,周密计划好实验的所有细节。当双方意见达成一致,他们就可以签署一份研究承诺表格。

西门的工作得到了授权。但有些自身实验者并不会像他那样严格遵循这个原则,只有亲身参与工作的自身实验者和科学家了解情况。

2.大脑电击实验

所谓的大脑电击是为了评估大脑和脊髓疾病的不同检测方法。电击部位于大脑与脊柱之间的连接处,检测它将大脑指令转送至肌肉的有效程度。一天下午,这项医学实验在威尔士王子医学研究院进行。这个实验过程由专业人员严格控制,随着实验人员“三、二、一、放”的口令,西门的大脑后部将要接受200次高达500伏强大电压的刺激。这不同于受虐狂。西门认为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当然想少受点罪。但他还是毅然拒绝了研究人员要他另找他人,或者使用别的办法免受痛苦的方案。他认为“大部分工作是自己研究自己,实验的方方面面我都很清楚。”他认为无论实验有多痛苦,自己都应该一马当先。“当然,这些电脉冲与我第一次受电击的感觉完全一样”。

3.呼吸实验

在急救室里,呼吸机被广泛应用于抢救临危患者。西门曾经进行了多组自身实验,加深了人们对呼吸的理解,这对治疗心脏和肺部疾病也很重要。

1992年9月的一个早上,西门将要到实验室进行呼吸方面的研究,他要注射一种药剂,让肺部感觉像吸满了毒气。药剂是一份含盐洛贝林,实验小组有时使用药剂来干扰正常呼吸。实验时,他的胳膊将会用止血带捆住,绷紧血管能够便于操作。他将会被要求尽量保持正常呼吸,以便测量他的呼吸会困难到什么程度。如果有什么异常感觉,要在电位计上给出信号。

麦休·克劳福德注射麻醉剂后,盐洛贝林直接流进了西门的血管。前几秒钟还没什么感觉,接着有什么东西从体内涌到了胸腔上部、咽喉和鼻腔。这种感觉很不好受。感觉就像一个人突然走进了浓烟弥漫的房间,你没办法不吸进浓烟。

西门的异常反映显然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他们对他说道:“非常好,保持平稳,吸气,动作要平稳,西门。你做得很好,保持平稳。”现在,西门终于能离开呼吸器,再次正常呼吸了。

在日常生活中,哪种疾病或症状与这次实验相关呢?

对,是心脏病!“我们希望心脏病发作不会打扰你的日常生活,但如果你心脏病发作了,或者肺部突然感到不对劲,比如得了肺炎或肺中有血凝块,或者你明显预感到出了问题,控制呼吸的肌肉在放慢……在这些情况下,你将会失去呼吸。感到喘不上气来就是问题的直接体现。”

然而,西门在这一天所做的实验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只是揭示生物控制呼吸和不呼吸功能的系列实验之一。这正是西门极限实验的另一个目的,第一个结果已经明朗。

4.麻痹实验

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西门很快又进行一次麻痹实验。这种生命危险是由于肌肉衰竭导致的无力呼吸造成的,或者像西门怀疑的那样,血液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发生了变化。为了找到答案,他让自己的肺和横隔陷人瘫痪状态。由一台机器替他呼吸,他只能移动左前臂打手势。他的二氧化碳水平将会升高,以便观察呼吸困难会达到什么程度。

在麻痹之前,西门要将一根通气管从鼻腔伸人肺部。当通气管进人咽喉的后部时,西门能够清楚地听到“嘎吱”一声。他感觉到有一股液体在左鼻孔中流动。研究人员告诉他别担心,没关系的。他们要他尝试着用鼻腔来集中呼吸。

现在,西门已经在手术实验室被麻痹了2个小时,所有肌肉都无法动作。他的感觉正常,只是一动也不能动:“麦休·克劳福德把手铐充气,打开夹扣。接着,问西亚是不是可以开始了,是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一点头,他就开始输液”。输人体内的麻痹药很奏效。这种麻痹药剂是从箭毒中提炼出来的,箭毒来自亚马逊丛林勇士的弓箭尖端。这种药剂被称为“闪电致死”,其大剂量转移是从皮肤开始的,它会麻痹四肢肌肉,使人无法跑动。如果剂量太大,还会阻止呼吸,使人死于呼吸功能受阻。

这是关键时刻,随着二氧化碳水平的不断升高,西门开始拼命呼吸。他感到越来越难受,以至根本无法用呼吸去解除痛苦。如果人已经不能呼吸,情况就太严重了。到了这个时候,研究就要暂时停止。医生不再增加药量,他们建议西门用排气机呼吸,排气机会帮助实验者恢复呼吸。当他们把二氧化碳降到了正常水平,他的呼吸也达到了正常水平。当西门脱离呼吸机时,医生们对他说:“情况很好,你做得很好,西门。”

西门的这次麻痹实验使人们在不能呼吸的一些观点上发生着变化。研究人员从中得到的结论是:二氧化碳是人们保持呼吸和启动呼吸的原动力。不管有没有横隔的收缩反应,当二氧化碳水平单独升高时,无法呼吸的症状便开始加重。将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找到某些试剂或药物,利用这些试剂或药物,我们可以彻底摆脱不能呼吸的感觉,而且不会影响到呼吸本身。

几天后,西门的左臂再度被麻痹,他还要进行两个深人实验。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哥顿的极限实验

医学的重大突破离不开极限条件下的测试者,没有极限测试就没有进步。测试者必须全力以赴,拿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品,首先尝试可能出现的不适和风险。他们却将自己推向了极少能有人达到的极限。这种实验通常会很痛苦,哥顿决定亲自充当实验对象,忍受他人不曾经受的寒冷。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1.低温实验

身体就像是一个温度调节器。狭义上讲,体温过低指的是人体体温低于自身能够承受的温度最低点。通常,体温过低比体温过高还要严重。因为它会置人于死地,经常有人死于加拿大的寒冬。

为了加深这方面的了解,人们必须在人体上进行实验。当然,所有的课题都要经过人类道德委员会的审查。但要想获得权威的批准,就会拖延时间。因此,如果觉得布里斯托医生的方案风险太高,哥顿会在不向马尼托巴大学道德委员会打招呼的情况下第一个上阵。在此之前,布里斯托没做过这类实验,也没申报研究情况,直到哥顿成了他们的研究对象,他们才了解了大致的原则和研究手段。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检测能否通过皮肤温度来判断内脏器官的温度,研究人员将一支温度棒插人实验者的食管。哥顿现在要吞下一支鼻窦食管温度探棒,它将顺着从食管灌进的水穿过舌根部,末端伸到心脏后方来监测心脏的温度。因此,事先的测量一定要精确。众所周知,这个实验将十分痛苦。因此,哥顿通常不要求别人做这个实验。

哥顿坐在热水中,体表温度保持正常。过一两分钟以后,布里斯托医生要给他注人几升盐溶液,0 — 4℃的盐溶液。一根大管子接在他的前臂上,溶液会经过这里注人血管。在1个多小时之内,经血管注人的4升冰冷液体会使他的内脏及核心部位冷却下来。其中,标号为2的那1升溶液是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在实验过程中,哥顿需要随时将自己的体表温度和感觉反馈给布里斯托。而后者将严密监控着心肺衰竭的先发信号,以保证哥顿的安全。布里斯托通过体内温度与时间的对照图发现:当第2升冷溶液刚刚注入哥顿体内的时候,温度下降得很厉害。15分钟后,冷溶液输完,他的体温开始平稳了。第3升冰冷的盐溶液使哥顿的内脏温度开始下降,他不禁颤抖起来,下巴、肩部和颈部肌肉都在发抖。但他并不觉得冷,因为体表温度正常。第4升溶液输人完毕后,筋疲力尽的哥顿被放回了热水浴缸来恢复体温。

实验证明,人们不能根据感觉来判断自己体内的温度。这一发现对防止体温过低至为关键。

2.为什么要进行实验

“我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做这些实验,不幸的是,我讨厌寒冷。我相信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想,我设计的这个实验就是寻找答案的捷径。的确,它有点令人难以忍受,非常神秘,是一种挑战,但是我能够做到,而且能够进展顺利。”

—哥顿

哥顿对自己要求很苛刻,他有一种顽强的精神,为了获取那些数据,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身体感受,把痛苦完全置之度外。“我无须每个小实验都亲自去做,我接受的新实验应该是富有新意的,应该是在谈论时就很吊胃口的那种实验。”很明显,他要把自己推向极限,身体的极限。极限实验的每个环节都体现了这种顽强的精神,他被极限吸引了。哥顿经常进行非正式实验,目的就是要找到答案,为道德委员会树立样板。

20世纪60年代以来,道德委员会风行一时。在那个年代里,法律案件不断出现。这使得道德委员变得更加保守,更加关注实验的安全。当然,这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因为60年代的许多事件对研究对象确实造成了伤害。今天,道德委员会的宗旨就是确保实验者不会受到丝毫的损伤。

谁来评判实验的风险是否大于潜在利益?如今,当局对可接受风.险的定义比以往严格了许多。根据规定,哥顿不能够把体内温度降到33.5摄氏度以下。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曾经获准将体内温度降至31.2摄氏度,即华氏88度。在人类进行过的合法实验中,那次实验创下了体内温度最低的纪录。实验完成的当天,哥顿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垮掉了,而且多少还有了点健忘症,有些细节现在都想不起来了。当然,现在不可能再让委员会批准这样的研究了,他也不想再获得批准做那个实验了。

3.溺水实验

人经过长时间的漂浮,或者淹没在冰水中几乎溺水却能生存,该怎样解释其中的原因呢?哥顿和研究人员对这个很感兴趣,他们想用不同的方法来观察大脑在身体浸人水下时的制冷情况。

哥顿坐在接近体温的33摄氏度的温水中。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工作人员开始将只有12摄氏度的冷水慢慢倒进位于他头部的水箱中。这是又一个实验,又一项挑战,目的是测量大脑在水下的变冷速度。这一过程非常痛苦,只能维持10分钟。如果痛苦过于剧烈,他会试着安全撤出,否则,他会在水箱中溺水而死。

当实验进行到第6分钟的时候,哥顿的整个身体已经浸人了冷水之中,他感觉开始变冷了。这个时候,他的食管温度为36.57摄氏度,水温是12.6摄氏度。现在,他淹没在水中呼吸,头部和颈部有足够的温度感受器,会阻断传回大脑的大量信息脉冲,大脑的感觉很不灵敏。总的来说,哥顿的表现看起来还不错。然而,研究人员还是发现了异常现象。当他们为了加大水流而把开关开大的时候,他们发现前面这个罩子漏出了很多水。这个时候,他们最关心的是哥顿的生命特征能否保持不变。因为呼吸器一旦有泄漏,他有可能会把水吸进去。他们不得不立即把水放出来。

哥顿实际上在不到10摄氏度的冷水中浸泡了6分钟,但身体温度变化只有半度。他感到十分遗憾,“实验到了这一步,我当然不会感到舒服,但是,水涨到了这么高,我只能放弃了。”

这次实验就此中断。哥顿从不让别人做这个危险实验。为了回答科学家对他们只读食管温度所产生的质疑,又一项极端的实验已经准备就绪。

4.心脏温度测试

体温过低会导致心脏过冷而无法工作从而致死,心脏温度也至关重要。测温方法只有一个,未得到许可的哥顿将一根导管插人胳膊里的静脉,伸进心脏。无人知晓在体温过低时把导管留在心脏内会有何种危险。

哥顿在46摄氏度的热水中坐了1个小时,为了把中心温度降至93华氏度(33.9摄氏度)并控制颤抖,他注射了大量的麻醉剂。直到实验结束时,他仍然毫无知觉。这并不是紧急情况,患者像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到了这一步。如果人们把患者迅速翻转过来,他就会出现心脏纤维性颤动,从而当场死亡。

哥顿体验过极限,尽管他对声音没有反应,但他的眼睛还能眨,能够回答这种间题。这次,他们还检测了他的简单发明如何能让运送中的患者恢复体温。哥顿向全世界的科学家揭示了人在体温过低时心脏和食管的精确参照温度。这些发现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一次次未曾获准的自身实验赢得了科学界的默认。

现在用人体做实验的情况已经不多见了,在20世纪60一70年代,这种人体温度的极限实验曾盛极一时,到80年代开始衰落。但是,假如没有哥顿的自身实验,我们对体温过低依然缺乏了解。

哥顿认为:只要能够挽救生命,人们不必在意他的实验是否获得过批准,问题是如何使它获得进一步的推广。事实上,他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寻找实际解决的方法和信息,用这种方式来帮助人们。

近15年来,哥顿和其他研究人员一直试图研制出一种被称作低造价的硬式充气板,这种充气板可以用于救护车、飞机或者直升机的患者运输。医护人员用充气板盖住低温患者的头和脚,把他抱上来。然后,他们还在患者的脖子下面垫住一根管子,向里面充进热气供热来温暖躯干。

哥顿后来一直在急救室工作,负责培训护理人员,这些人员后来参与了几名体温过低患者的抢救,用的正是哥顿所教授的方法。

药物实验者——萨沙·休根

如果发明者在创造中获得了新的发现,就会使世界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从本质上我认为知识的传播会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我们只有看一看才能知道正面和负面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我很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准备承担一切风险。

—萨沙·休根

无论能否获得批准,决心已定的实验者都将一往无前。他们具有独到的见解,他们在不断拓宽科学的疆界。没有他们,我们将会得不偿失。在科学的某些领域,只有他们勇于奉献、敢于冒险,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安全。

1.萨沙·休根

尽管休根总是徘徊在医药界的边缘,但知名刊物发表了他的许多发现。他已着有并合作着有近200篇科学论文。休根认为拥有高质量的工作,成果在《技术发展杂志》这样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只有这样,研究成果才能获得公众的永久认可。如果休根的药物被主流医学界所认可,他一向被时代排斥于边缘的行为就会被视为勇于超越时代的壮举而载人史册。他的工作仍难以下定论,但是,在科学设施林立的中央地带就有这么一个自身实验者,他坦然承认实验会为他带来更大的损害。这就是他的梦想世界。

45年前,休根与道尔化学公司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就读医大预科,在自己的花园里建了个实验室。从止痛剂到兴奋剂,他配制了300多种新药,道尔公司可以随意选用。没有外界权威的参与,他总是拿自己做实验。一般每隔2一3年,萨沙·休根就会公布一些研究结果。探索未知事物的全过程都由休根一个人独立完成。通常他都会秘密地进行,自己进行记录,别人不清楚会发生什么。这样,他就可以自查发生了哪些变异。“这完全是在摸索,你无法预料会有什么结果,更重要的是,你不知道一开始该用多大剂量。”

2.源自于仙人掌的灵感

萨沙·休根制造了多种改变大脑的精神性药物。他坚信,大部分药物可以应用于主流医学。不管发明了什么新药,他都第一个进行尝试。实验记录显示,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曾几度濒临疯狂。在休根服用了大约300微克的迷幻药之后,情况变得非常严重。他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很难闯过这一关。休根感到极度恐惧,但他又觉得必须控制。他害怕失去与大脑间的视觉联系,努力不要让自己睡过去。他害怕极了,“我不想倒下,因为这样就离死神不远了。我要不停地动,但动起来非常困难”,“你意识到自己已经滑上了一条弯道,完全是身不由己,那种经历非常可怕。”

休根的发明灵感来自于阿根廷。在那个国家的西北部,很多僧侣使用一种带有麻醉作用的仙人掌。这些仙人掌的使用效果非常好,可是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休根想看看其中的奥妙,于是……

在休根的实验里,你会发现有一些带小红星的试管都有一条红色小标签,这些都是他合成的。但当休根把许可证交回联邦政府以后,这已经变得不合法了。他被迫拿走了这些夹持器和发明样品,毁掉了它们。但这些红标签还是被休根留下了,“这些是我发明药剂的见证,我当时很执拗也很难过,我销毁了那些药剂和材料,现在看来那是非法药品。”

这些药剂中可能会有治病良方。人们急于了解有没有改变某些基本做法的可能,让那些滑入反社会或激烈行为方向的人走上正轨,解除垂死者的最终痛苦,以及因疼痛而遭受的折磨。休根坚持认为精神病学疗法应予以恢复,那些非主流药物也应当恢复使用,以便使患者正在丧失的意识和个性能够集中和恢复。假如这种方法成了治疗过程的一部分,这些药物就会显得非常必要。

有些人认为把这些公之于众,无异于在危害他们。休根反驳道:“怎么是危害呢?不公之于众才是在危害公众!除了公布别无选择。”

3.尼克的理解

批评休根的人把他看作误入歧途的天才。1994年,禁药取缔机构允许他拥有并使用多种已知迷幻药。但因为他不遵守许可证条款,进行未经获准的研究,禁药取缔机构查抄了他的实验室,对他课以重罚并没收了许可证。但这并不能阻挡休根的脚步,他改变策略,研制出美国法律界闻所未闻的药物。

支持休根的人声称,他的研究范畴和自身实验正不断向社会和政治可以接受的方向靠拢。但没有许可证,他不得不毁掉他发明的原始样本。

精神兴奋型药剂依然存有很多争议。医学界无人愿替休根说话,只有一个例外。早在二亚甲双氧苯丙胺未被宣布为禁品以前,这位化学家就第一个做了自身实验。

大卫·尼克是印第安那州西洛克西德“蓬度”大学的医药化学和分子药理学教授。他已经在精神兴奋药剂研究领域工作了30年。大约在30年前,尼克认识了休根。那会儿他是这一行业人们尊崇的偶像,进行自身实验,搞化学研究。也许这会让人想到阿尔道斯·赫青黎,他试用了墨斯卡灵并写下了《感觉之门》这本书。历史上的科学家都是自己来测试化合物和使用方法。想找到一种具有革命性的新药,就像阿尔伯特·胡夫曼发现的麦角酸二乙酞胺(LSD)致幻药一样,各种变化你无法知道。希望与风险并存,危险会在你预料不到的时候突然降临。

尼克认为休根只是在做自身实验,不会对社会构成任何威胁。相关机构搜查他的实验室,是想拿他做典型,警告大家这些精神兴奋剂或迷幻药不适合做实验。当然,萨沙要冒很大的风险。这已经成了近年来的一大社会问题。这些药品已被视为邪恶根源和社会流毒,萨沙也引来了当局的注意,他的风险越来越大。

实验者的过去与未来

人类对于自身生理状况的了解,是从简单的临床观察开始的,而这种临床观察又是通过实验来进行的。所谓的实验就是一种具有某种目的而促成的观察。通过大量的实验,人们逐渐对于自身的内在结构,以及它对各种外来因素所作出的反应有了一种直观的认识。

1.医学先驱们的早期尝试

在17世纪的英国,威廉·哈维是最负盛名的医生。在今天,很多人认为哈维是实验生理学的创始人。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医生普遍相信盖伦的古怪理论:心脏和其他器官一样,消耗肝脏制造出来的血液。通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哈维看到了心脏的真正功能:泵血,血液是在一个结构奇妙的单向循环系统中流动的。他的这种想法和传统的医学知识完全相反。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哈维割开了无数活的狗、蛇和鹿的喉咙,测量喷出了多少血液。通常情况下,当他切开一只活狗的动脉时,狗血被用力喷出来,喷湿了4英尺(1.22米)范围内所有旁观者的衣服。在动物身上所得到的实验结果使哈维愈发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哈维不仅仅在动物身上进行医学实验,1628年,哈维出版了极具影响力的《心血运动论》。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人的手臂紧紧握住一截木棍,上臂被一根带子牢牢缚住。人们由此推测,这是哈维为了研究血液循环所进行的一个人体实验场景。在求知欲的驱使下,威廉·哈维做了大量类似的实验。但迄今为止,没有证据显示哈维在自己身体上做过实验。

1670年,一位德国外科医生马特豪斯·普尔曼决定做一次与众不同的实验。他事先配制了一种据说可以治疗诸如疥疮之类皮肤病的药水,然后让助手将其注人自己前臂的静脉里。普尔曼是第一个进行自身实验的人,他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药剂刚一注人身体,他便昏厥了。尽管普尔曼最终保全了性命,但在许多年内,注射部位所产生的炎症严重困扰着他的健康。普尔曼并未因此放弃进一步的尝试。他重新调试药剂,再次把它注射进自己的静脉里。这次实验取得了成功,它成功证明了药物可以通过静脉遍及全身。普尔曼和其他医生所进行的类似实验不仅证明了静脉注射的无害性,还最终导致了静脉注射器的发明。

斑疹伤寒是一种可怕的烈性传染病,历史上曾经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19世纪70年代,俄国医生奥西普·莫楚科夫斯基为了验证患者的血液是否是此病的传播途径,不止一次地将斑疹伤寒患者的血液注射到自己的身体里。1908年,莫楚科夫斯基的同胞克洛达尼茨基和马尔捷米雅诺夫继续了另外一次实验。他们有意用手去接触一些患者的脾脏,然后不经洗涤来擦拭自己的嘴唇和眼睛薪膜。结果2个人都被感染了,其中的马尔捷米雅诺夫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次实验的结果验证了体虱传染斑疹伤寒的可能性。克洛达尼茨基和马尔捷米雅诺夫的自我牺牲精神感染了一大批医生。他们勇敢地将斑疹伤寒的病原微生物注人自己的身体内,做一次次生死枚关的自身实验,最终征服了这个肆虐已久的病魔。

1959年,奥地利医学史专家雨果·格莱塞写了一本名为《戏剧性医学》的书,书中描述了数以百计这类自身实验的英雄事迹。

2.自身实验的未来展望

我想人们会对我说,不行,你别犯傻,这样做太危险了或者别的什么。主意是我出的,风险由我承担,如果我把脑袋放在哪个角落引发了祸端,问题出在我这里。我想为世界带来影响,我不想活到六七十岁就默默死去,我是一个匆匆过客,离开时别人只能记住我5分钟。如果有可能,我想做这个实验,它能极大地影响人类的生活,这样我也能名垂千古。

—开文·沃里克

开文·沃里克准备用健康和理智与他的想法做个交易,他要变成电子人,一半是人,一半是未来机器。2年前的一次手术中,他的左臂组织植人了一个微型芯片,他成了世界上的第一位电子人。沃里克体内的芯片与体外的计算机保持联络,研究人员对他在大厦里的各种行踪都了如指掌。沃里克感到很兴奋,“我与计算机之间有了密切的联系,只要在我的部门附近,计算机就为我大行方便。我一到,门就自动打开。”

然而,为沃里克做手术的乔治·布鲁斯医生要冒被取消行医资格的危险。因为他并不曾去道德委员会办理许可,只是征询了同事的意见。他认为微型芯片有很大的医用潜力,因此渴望进行尝试。布鲁斯医生依然会感到有些后怕,因为一旦出了什么错,他本人也将自身难保,这是他能代表沃里克行事的唯一机会。至于手术本身所存在的风险,布鲁斯认为:“万一会出什么差错,最可怕的后果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在他的胳膊里爆炸,到时候,我们要把碎片一片一片捞出来。你看看这个收发器,里面有复杂的电子设备,最终,我们要把这个外部装置装进他的胳膊里,位置就靠近他的肘部。这是我最大的心腹之患。”

开文·沃里克满怀希望而来,而布鲁斯做这个实验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他的卒中患者四肢恢复知觉,能重新行走;让四肢失去功能的患者获得补救的机会,其医学意义非常重大。因此,布鲁斯决心不能只是旁观。出于自身的动机,布鲁斯也很想接受这个实验。

沃里克也在打开一扇邪恶之门,他相信,终有一天机器人会接管地球。“我们要变成半机器人加人它们的行列”,这是他的下一个自身实验。

沃里克的计划里有半机器人项目,但这一次风险要大得多,人们要把硅芯片直接植人他的尺神经。然后,计算机发射信号给神经,直达脊柱,从手臂神经后面进人大脑。那些从大脑出来的信号按原路返回计算机。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人们无法得知大脑对计算机信号会做出什么反应,能否毫无障碍地处理它们?会不会发生抵触?或者实验者的大脑一片混乱?尽管风险很大,但沃里克愿意承担,因为他想知道这个实验能走多远。

如果一切顺利,沃里克决定加大生命的赌注,建立一套三向实验。他妻子伊莲娜也要把芯片植人手臂,这样,他与妻子和计算机就能彼此沟通。沃里克认为这“可以通过计算机把感觉传给伊莲娜,她能知道我的感觉,反之亦然。即使我们远在瑞典和纽约,我也能知道她的感觉。信号由一个人的神经系统传给另一个人。问题出来了,当我们与机器相连,成为一半是人一半是机器的半机器人以后,我们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我们到底是什么?”尽管有些害怕,但伊莲娜仍很高兴。因为将来能倾听和感受丈夫情感的坚强女性肯定会是她自己。她不希望其他女人来读懂这份情感。

要么用芯片使瘫痪患者重新行走,要么通过芯片植人,让人的大脑被可怕的机器所控制。沃里克知道他的实验是把双刃剑,但好奇心使他无所顾忌。“我觉得不安全,我们俩都有这种感觉,这也恰恰是我们这样做的一个理由。人类世代相袭才发展到今天。李斯特实验用水痘疫苗来医治天花,历史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查理斯·林伯格飞越大西洋,实现了前无古人的创举。我们这样做虽然没有把握,却在将历史推进一大步,因为没有人这么做过。”

第八章现代科学怪人

冈特·范·哈根斯

当你把人体解剖,并试图给人们展示它的结构时,你必须组织一个活动。我把我的所作所为称为活动解剖。有些人不理解,他们称我为“现代的弗兰肯斯泰因”,说我是怪物。我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积极的一面,他们这样说我也没什么不好。

—冈特·范·哈

1.伦敦荡起的轩然大波

2002年春天,伦敦举办了一次“人体世界”展览,共展出了30具尸体。这次展出的尸体曾经是活生生的人类,他们死后,其尸体经过了剥皮、切开等处理(据说这些尸体可以被保存5000年),制成标本放在画廊里公开展览。这些展览所展出的尸体都是既可以被称为解剖学家,又可以被称为艺术家的冈特·范·哈根斯的作品。

同年11月21日,范·哈根斯还在伦敦东区上演了一幕“尸体解剖表演”,这成为英国170年来的首次公开尸体解剖演示,整个过程还进行了电视现场转播。这次展览吸引了大约500名观众买票人场观看,他们不仅可以观看解剖过程,哈根斯还将切割下来的尸体器官放在托盘上,传给他们近距离“欣赏”。哈根斯说:“我把你们(观众)当做学生。当我开始解剖时,你们可以随意地近距离观看。”

当然,如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范·哈根斯的惊世骇俗招致了许多非议。人体展览在伦敦开幕后,仅仅3天内出现了两次抗议攻击事件,还有一些情绪过于激动的人企图用锤子砸毁标本。即便是在那些前来参观的游客中间,也众说纷纭。

一部分人谨慎地支持范·哈根斯的行为,他们认为:公众的思想需要再开放一些。即便是“这么近距离的看着刺青和睫毛之类的东西,而且还是在死人身上,我胸口发紧,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但更多的时候,人们听到的是那些来自反对者的声音。一些人认为既然这些尸体曾经是一个个活在世上的真人,那么最好的处理方式是让它们能人土为安。而范·哈根斯显然把它们却变成了一件件展品,被摆在这里,供人们展览。这样做“只有变态狂才认为这很正常。至少,我感觉这样做太过荒谬……”。还有人将这种人体展览与巴诺姆和贝莱的恐怖表演相提并论,认为“它就是一个让人们走近并仔细观看的剥皮展览。看过展览的人除了毛骨惊然的感觉以外,从这里得不到什么真正的人体知识”,“对于这些被展览的人体是否获得了死者生前的同意,人们心里存在着疑问。倘若并非如此,那简直让人无法接受。”还有人大声疾呼:“我想大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种展出到底是科学借助了艺术的形式,还是艺术利用科学的名义借尸还魂了呢?”英国公众曾经深受阿德黑等医院的恶劣影响。此时,人们难免有敏感的反应。

2.哈根斯已经习惯了非议

对于这些抗议,范·哈根斯显然早已经司空见惯了。在他心里,并没有惯常的伦理道德。1977年的时候,他还不过是海德堡大学实验室里的一个默默无闻的研究人员。如今,善于自我宣传的他已成为臭名昭着的解剖学家。现在,他和妻子,安吉利娜·沃利博士正在柏林的街头为着名的“性爱游行”摇旗呐喊。他化装成人体解剖标本的模样,带领着一群上身裸露的舞娘,随着100多万社会活跃分子的队伍,手舞足蹈地走街串巷。这个接近无耻的表演招来了一片叫骂声,媒体指责他在死人身上榨取金钱和名望。教会对他下了禁令,法院也对他的活动采取了限制措施,但他赢得了公众的喜爱。在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和日本的巡回展中,800多万人排了数小时的长队,就是为了见识一下他的人体世界展览。它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巡回展览。

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有什么错误,因为他正在“普及”艰深晦涩的解剖学。因此,他只能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他愿意这么做,也喜欢这么做。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效。范·哈根斯喜欢迪斯尼乐园的那些讽刺性比喻:“这里,当然也是一种迪斯尼乐园。沃特·迪斯尼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想追随着他,像他一样去打开人们的心扉,但这回不是让人们去了解卡通世界,他们要了解的是人们体内的世界。”范·哈根斯认为神奇的人体构造表明,我们人类才是自然界的真正奇迹。这也是艺术,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艺术”,人们不应该害怕、厌恶皮肤下面的东西,而是应该喜欢它们,并为之惊叹。

对于那些来自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种种非议,他进一步解释道:“死亡是永恒的,而生命是一次意外。教会着眼于人的灵魂,我们的重点则在于人的肉体。我这样做,并不是向上帝挑衅,我也没有假扮上帝的意思。我自己也是上帝的作品,我只是想通过这种展览展示造物主造物的神奇。教会应该为我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我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助手和代言人,因为我让人类第一次感受到了自身的美妙和神奇。”

范·哈根斯备受人们非议,但他喜欢被骂做描绘死亡的沃特·迪斯尼。他说:“有些人叫我现代科学怪人。那也好,任何一种批评总有积极的一面。我当然是科学怪人,只不过是个怪怪的好人。”

3.古怪的范·哈根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父母带着刚出生的冈特以及他的哥哥和姐姐们,从波兰逃到了前民主德国(东德)。他的父亲杰哈德·黎波切已经85岁了,他依旧生活在儿子花园尽头的一个小窝棚里。对于当年的情形,老人记忆犹新。“当时,一家人的手头很拮据。有一天,冈特放学回家就哭了起来。我问他为什么要哭,他说同学们取笑他穿的是女孩子的短裤。我们没有钱给他买新衣服,他只能穿姐姐剩下的衣服。那时的生活就是这样,非常的艰难”。当然,幼小的范·哈根斯没有必要和贫穷斗气。

从父亲那里,哈根斯学会了东德式的习惯:不浪费,不妄求,但也不怕接触新事物。对于这一点,他深有体会:“我从小就很古怪,人们都觉得我是个疯子。没有人能理解我。我的暑假都是在叔叔的牧场度过的。我对生与死的问题很迷恋。如果一头小牛死了,我会恳求叔叔把它的心脏给我。叔叔割下来给我后,我不会去看书本,而是参照现有的实物,自己去研究血液循环等等的问题。”

在6岁的时候,哈根斯得了一种血液失调的病,鼻子和牙跟都出血,有时候止都止不住,身上到处是淤青。大约有半年的时间,他都待在医院里。这样的经历影响了他日后的性格。“那时候,我第一次想到自己可能会永远睡过去,可能会死”。范·哈根斯意识到,生命总会有结束的一天,人都是要死的。于是,生平第一次,他开始努力让 自己不要害怕死亡,以后一直都是这样。

4.生物塑化技术的诞生

16岁离开学校的时候,范·哈根斯就想在医学界闯出一番名堂。 他先从最底层做起,先后干过电梯管理员、医院门房、护士和药房助 理等工作。前联邦德国(西德)政府买断了范·哈根斯等医务人员的 自由,这使他有机会来到了海德堡大学。在解剖科从事研究工作期间,一项发明改变了他的命运。1977年,他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技术。利用 神秘的配方,他成功塑化了人体组织,并有千年不腐的效果。他称之 为“塑化技术”。在此之前,人体器官只能浸泡在甲醛溶液里保存。他 的革命性发明改变了这一局面。

范·哈根斯发明“塑化技术”的那一天是1977年1月10日,他永生难忘。因为那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他和自己的发明一起欢度了这个生日。

那天晚上,范·哈根斯躲在实验室里用名为“聚合物”的塑料化合物进行反复的实验。他把一些塑料液体倒进了钟形广口瓶里,然后又加人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完成了这些之后,对它们进行彻底地搅拌。他用真空机抽出了里面的空气。这时他想,如果把人体器官放进混合液里,它的水分和组织会不会脱离出来,然后塑料聚合物就能渗进去呢?当时,他手头恰巧有一个经过丙酮处理的肾脏。他想:“那好吧,就用这个先试试,看看结果如何。”于是,他把这个亮闪闪的肾脏放了进去,然后开始抽取里面的空气。那时的哈根斯原本以为吸出的会是丙酮液体,但是,他看到的却是肾脏开始一点点地恢复原来的颜色。这是因为塑料溶液在真空的作用下渗透了进去。“这种现象是不是很奇妙?这就是那天晚上出现的结果。我迈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步。生物塑化技术诞生了。”

科学怪人

在同事的眼里,范·哈根斯是那种典型的疯疯癫癫的教授。在早上,人们经常看到他嘴里含着牙刷,手里拿着一个苹果,却已经睡着了。也许,他又忙了一整夜,在实验室里锯东西。那里弥漫着臭味,那是一个一般人很难忍受的环境。但在他妻子的眼里,丈夫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的穿着和举止都很怪异。他们是在解剖室里认识的,那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地方。“一天的时间她就爱上了他。有时候,别人会开玩笑:‘你想,你和塑化技术之间他会选择谁?’她总是笑着说不知道。”也许,哈根斯夫人真的不知道问题的答案。

1.范·哈根斯的DIY灵感

范·哈根斯保存着许多早期的实验标本以示不忘艰辛的过去。因此,他的实验室总是摆得乱七八糟。一只飞翔的小猪已经在这里挂了很多年,尽管它曾经摔下来过很多次,还断了腿。对于这件标本的主人而言,它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通过端详它那双安详宁静的眼睛,你可以看出这件展品被处理得多么好。在这里,你还会发现一块现在看起来不怎么样的蛋糕,同样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是第一块经过塑化处理的蛋糕,在专利申请中,范·哈根斯就是通过它证明了塑化技术可以用来制作任何一种含水生物的标本。来到这里观看展览的观众大部分都抱着好奇的心理。虽然有时被眼前的景象吓一跳,但毕竟,他们还是接受了一定的教育,增长了见识。在展出中,被香烟熏黑的肺和其他染病器官对人们的震撼和影响非常大。

除了流动展出之外,范·哈根斯还经营着数百万英镑的生意,那就是出售人体标本和相关技术。当塑化技术刚刚诞生的时候,范·哈根斯就认为,他所发明的这项技术必将在人体解剖博物馆中掀起一场革命。今天看来,他说得确实没有错。可在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他疯了,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又花了15年的时间来完善这项技术。终于,他可以塑化整个人体了,甚至可以具体到每一个切片。经过处理的器官、肌肉甚至神经都可以栩栩如生。

不管在干什么,范·哈根斯的脑子里整天都是塑化技术。有一天,范·哈根斯去买鞋的时候,在价签上发现了一个夹子,“噢,真是太棒了。我不会让它只起这个作用。我还会用它来夹玻璃板,或者夹人体切片”。还有一次逛商店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布丁碗,很自然就联想到这个很适合装大脑。后来,他不仅自己这么用,还卖给别人,把它当作类似用处的容器。

当看到肉被切成片做三明治时,范·哈根斯的脑袋里会蹦出新的DIY灵感。

对人脑进行切片只是迈出的第一步。范·哈根斯不会只满足于此,“如果一个人体切片能包含头部、脖颈还有四肢,卜那就太完美了”。他想要做的就是把人体切成非常薄、非常均匀的水平截面。这样就可以显露出所有的人体器官:包括肾脏、椎骨等人体内所有的一切都能被看见。

一般来说,在对一具尸体进行水平切面或者垂直切面操作之前,必须经过浸泡和冷冻定型两道工序。范·哈根斯计划把这具尸体均匀地切成片,平放在一个面上。他有一个激光设备,时常对这具尸体进行全面扫描。一旦激光检查到这具尸体有什么地方没有摆好,就必须重新摆放一下。

2.来自中国的理解

如果回到150年或200年前,死亡是寻常事,许多人很年轻就死了。如今,已经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在现代医学的恩泽下,整个社会在某段时间里显得非常特殊,好像死亡已经销声匿迹了。人们把死亡抛在了脑后,甚至忘记了它的存在,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

在范·哈根斯看来,这种淡忘是危险的。他认为:将尸体制作成人体标本进行展出的行为并不是在裹读人类,更不是在搞什么“变态展出”。因为,人类是自然的奇迹。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应该是一门艺术,一种自然成就的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说,范·哈根斯是一个伟大的解剖学家。因为别人很少会这么细致人微地看待人体切面,尽管这是值得业内人士探究的宝贵领域。

但是,大多数的德国人依然不认同范·哈根斯的所作所为。他们觉得把人体切成片展览,然后称之为艺术,这很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解剖界一些跳梁小丑的行径。难道范·哈根斯真是在利用阴暗的人性来谋求私利?

同德国科学界长达20年的矛盾迫使范·哈根斯另寻出路。几番考察之后,他将目光移向了中国的大连,这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崭新城市。范·哈根斯于1999年把主要业务迁移到了此处。为了回报他对中国解剖专业人才的培养,大连人为此授予他教授的称号,投人了大量资金,并准备为他建造一所价值数百万英镑的学院。

在大连高新技术园区,范·哈根斯投资1亿多元人民币建立了一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尸体加工厂,占地近3万平方米。每年从国外进口100多具尸体,制作至少40具完整的各种造型的人体塑化标本。他非常满意这个倚山傍海的新落脚点,把它称为塑化城。尽管目前这里还仅有一栋大楼,但范·哈根斯有理由相信今后这里“还会盖很多楼。在靠近海边的地方,不久会建一个集装箱集散地,尸体会从那里运往这里。将来,还会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塑化研究中心,没有任何一所医学院可以与它相媲美。”

在工厂的解剖间里,20个解剖台一字排开,从胎儿到各年龄段的成人遗体正在按人体生物塑化标本的不同要求被解剖或肢解,暴露出血管、神经、肌肉和骨骼。目前已有200名解剖师在为范·哈根斯工作,但他的计划目标是招收1000名。这些解剖师几乎都毕业于中国各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系,解剖技术是一流的。他们为展览和世界各地的医学院制作人体标本。一具塑化人体标本的制作需要1年时间,成本将近35000英镑。在范·哈根斯的手下,除去皮肤和脂肪的人体呈现出一种机械、精致的美感。在他看来,人体其实就是一台奇妙的机器。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神经乃至动脉都纤毫分明,这是非常奇妙的。“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同时也享受到了其中的乐趣。我真希望天天都待在解剖室里。”

3.处理尸体

当捐献的尸体装满一个集装箱后,就会被泡在甲醛溶液里运往中国。这个运输过程需要6周的时间。至于尸体最终如何处理,捐献者没有发言权,只有范·哈根斯才有权做决定。

在开始解剖尸体之前,范·哈根斯必须让理智来压制不良的情绪,这样才能顺利进行工作。当年解剖好友时的心情让他记忆犹新“我总感觉他在死亡的羁绊下向我伸着手,一想到此,我就很难过。当时,我的情绪非常激动,很难顺利地完成工作。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尽管如此,范·哈根斯还是向妻子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请求。他对妻子说,希望他死后由她来塑化自己的遗体。哈根斯夫人当时被吓坏了,因此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许多年以后,她的想法有了一点改变,不再坚持原来的观点了。哈根斯夫人认为这也许是可行的,因为这种结果应该是丈夫此生最完美的写照。

当范·哈根斯接到一具尸体之后,他必须尽快拿出具体的处理方案。例如,有些尸体生前曾经干过很多体力活,手臂的肌肉一般会很结实,身上也有很多肌肉。根据这些特点,这具尸体很适合被处理成水平切片。

被解剖成片或剥了皮的尸体将会被浸泡在丙酮溶液里,用两三个月的时间进行先冷后热的处理,经过这些处理后,其皮下组织中的脂肪和水分就会基本消失殆尽。冰冷的丙酮可以置换尸体内的水分,而温暖的丙酮则可以溶解其中的脂肪。尸体经过丙酮处理后,准备浸泡在由他秘密配置的塑料溶液里。最后,尸体只留下30%的人体组织,其余70%全是塑料。经过塑化工序后,尸体会被送到定形室,并最终固定成某种造型。

每当范·哈根斯走在街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他都会去注意别人。这已经成了一种嗜好。他在大脑中拆解这些路人和乘客的皮肤骨肉,琢磨他们的身体结构。范·哈根斯为至少50具人体标本设计了姿势,但在他的头脑里一定还有更多的构想。

曲折前行

有些人把范·哈根斯的解剖标本当作刺青刺在了胸膛上。你能想到比这更自欺欺人的主意吗?我的身体成了这个人的广告宣传画。我把身体交给了他。而他有可能只是一个招摇撞骗的家伙。这其间充斥着一种板凝下流的气氛……

—观众

我希望我的人体标本变得比我以前漂亮些。这要看范·哈根斯的手艺了,由他来决定是切成片呢,还是留一个完整的人体。切片人体的做法会让我看起来更高大些。如果把我做成站立的造型,可能会漂亮些。

—观众

塑化的人体标本不应该是人们哀悼故人的对象。为此,我们略去了他们的真名。现在,经过塑化的尸体只是一个教育工具。而且我认为,尊严只有在人活着的时候才是一个需要顾及的问题,死后就没有必要了。对我来说,最后的结果更重要一些。

—范·哈根斯

1.范·哈根斯的遗体捐献计划

一般来说,范·哈根斯每两周就能接到一具新尸体。生产流水线已经蔚然成形。但是,这些尸体是从哪里来的呢?20世纪80年代,范·哈根斯倡导了一项大众遗体捐献计划。令哈根斯感到欣慰的是,他这个倡议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抱着不同的初衷和他签写了捐献遗体志愿书。

对死亡的畏惧促使亚利山大·杰哈德成为了一名捐献遗体志愿者。杰哈德和妻子共同生活了16年,但不久前杰哈德女士去世了。她死的时候,只有44岁。她的死对杰哈德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那以后,他意识到了死亡始终伴随在自己的左右,人终归是要死的。杰哈德感到非常恐惧,很害怕死亡,以至在睡觉的时候经常做噩梦。他后来产生了一个想法,希望在将来把自己的遗体塑化了。这样,他就可以安静地留在某个地方。一想到死后能待在一个明亮舒服的房间里,杰哈德觉得很释然。与杰哈德因为畏惧死亡而捐献遗体不同,艾卡·弗丹女士的捐献目的有些激进。她不想被埋在土里,让虫子来吃掉自己。因为不想有人在葬礼上假惺惺地擦眼泪,她也不想进火葬场。弗丹女士觉得自己如果死了,就只是一个空壳而已,似毫不在乎别人拿她的尸体去干些什么。因此,她捐献尸体这个选择相当容易。还有一些志愿者显得十分理性。在捐献遗体之前,他们会认真地考虑自己将来死去时的诸多问题。他们觉得,人死后举行葬礼太浪费钱了。所以,选择捐献尸体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况且,这样做并不是一无是处。甚至有一对夫妇不仅决定死后捐献他们的尸体,还问过孩子是否也愿意这么做。他们骄傲地回忆到:“我问过范·哈根斯,18岁以下的孩子是否可以这么做。他亲自写信过来说,只要家长同意,就没有任何的问题。这让我们你觉得哈根斯这个人很特别。”

每年一次的接待日,志愿者们会被请去参观他的工作基地。在这里,媒体和公众可以详细了解到人体的塑化过程。即使是那些悬挂在肉钩子上的尸体也不能动摇支持者们的决心。在这些崇拜者的心目中,范·哈根斯永远是他们的英雄。

所有志愿者的遗体捐献都是无偿的,但在有生之年,他们可以改变主意。到目前为止,人们仍不断地加入其中。每天,范·哈根斯可以收到大约5份志愿书。接到志愿书之后,他会大体了解一下志愿者的情况。比如说看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年龄有多大等等。然后才会在这些志愿书上签字。现在,他们手里一共有4000名志愿者,还计划接受2000个志愿者。等志愿者的数量达到6000名以后,他们会暂停计划。否则就会造成浪费。

2.关于无主尸体的争议

当年,玛丽·谢莉在《科学怪人》中塑造了一个从坟墓里挖掘尸体的怪物。在获取尸体的问题上,哈根斯是否隐藏了细节呢?

尽管他在德国的捐献计划属于公开性质,但还是存在着疑问。展出中有些尸体事前根本没有征得死者的同意。范·哈根斯一再表示:对方是否同意是问题的关键。假如在了解情况之后,你还同意对自己的遗体这么做,没有人会有意见。而理论上,任何方式的尸体展出也是合乎法律的。况且,尸体经过处理以后,所有明显的表面特征都消失了。没有脸,没有胎记,也没有皮肤。公众不会知道人体标本的本来身份。

尽管范·哈根斯一直声称所有展出的人体都来自于志愿者的捐献,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另外,在出售给世界各地解剖学院并获取展出资金的人体标本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不少人怀疑这些所谓的“无主”尸体大部分是来自欧洲以外的地方,几乎可以肯定是来自下等阶层,因为亲属无心去追究尸体的下落。他们认为这才是令人担心的问题:“我们知道总有些人想要得到这些无主尸体。这800万人口中总有些人会对他的展览感兴趣,并且专门跑去看个究竟。如果他们知道有些尸体事先并没有征得死者的同意,这些或为人夫、人妻、人子,以及其他身份的尸体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他们就会有反感和憎恶的情绪。人们就会对这个所谓教育,或者寓教于乐的场合感到异样。”

对于这种担心,范·哈根斯不以为然。他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解剖一具尸体去征求很多人的意见。在很多国家,根本就没有人听说过遗体捐赠的事情,他们根本不了解。当然,这些国家固然没有遗体捐赠的计划,你也可以拿到尸体”。为了无偿获得尸体,他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卫生管理机构进行了一笔委托无主尸体的交易。他辩称说这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交易,丝毫没有违法之处。

3.范·哈根斯的宏伟计划

在迷恋情绪的驱使下,范·哈根斯已经为打造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做好了准备。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市场营销机构,产品目录和宣传资料分别有德语、荷兰语、法语和英语版本。顾客可以从中了解这家公司。另外,由于10%的来访者都是不到14岁的孩子。范·哈根斯还准备了一些寄给他们的小包裹,里面装有即将推出的玩具。不过,这些可不是一般的玩具,它们叫做解剖玩具。所有的礼品都很精致,他相信孩子们会记住这些小卡片。

公众逐渐接纳了范·哈根斯。他有一个全球计划,打算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同时运作3个巡回展览。到目前为止,哈根斯已经在日本、韩国、奥地利、比利时、瑞士、德国、英国等7个国家的20个城市进行了“人体世界展”,几乎每一次展览都引起巨大轰动,哈根斯自称迄今已有1 300万参观者观看过这个展览,仅德国就有400万人。据国外媒体报道,展览期间,平均每天有1名没有心理准备的观众当场晕倒。然而,这还仅仅是他计划的第一个阶段。他还希望筹建一个永久性的超大型塑化博物馆。他甚至还酝酿了一个更宏大的计划—“塑化动物是我工作中的一次最大转变。最早是一匹马,如今是骆驼。如果赚到足够的钱,我就会找一头大象。等这些动物标本展出后,他准备制作一些具有运动造型的人体标本,例如,足球运动员、守门员、滑雪运动员。”

当然,即使没有人对标本感兴趣,范·哈根斯还是会继续。如果他不是忙于扩张,他仍会去制作这些。它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吃、喝、性生活以及其他有意义的活动全被抛在了一边。假设他要开一家店,就好像德国街头出现的那些精致的小店,把人体器官当作装饰品出售,到时候,我们只好掀起一场争夺人体的世界大战了。


Copyright © 悦读客 www.ktalks.com 2005-2020, All Rights Reserved.